【那些年的童真.二】经典儿童节目是如何炼成的?

撰文: 伍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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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儿童节目曾经伴随香港人成长,《跳飞机》、《430穿梭机》、《闪电传真机》、《至NET小人类》、《放学ICU》等都是那些年孩子们放学后的美好回忆。
但时代转变,电视不再是唯一的娱乐,小朋友的上课时间亦从以前的半日制变成全日制,放学后更要参加兴趣班、补习班等,玩乐的时间相对少了,儿童节目的收看人数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电视台流水作业的制作方式、一成不变的内容,亦减低观众的收看意欲,有家长宁愿播放Disney Junior或《一休和尚》等卡通,都甚少让孩子收看本地儿童节目,到底原因何在?那些年的经典儿童节目又是如何诞生的?儿童节目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此为【那些年的童真】系列之二)

本地儿童节目最早可追溯至1960年代,丽的制作了《快乐生辰》、《荔园小天地》等节目,由加明叔叔(王曦)主持;无线最早期亦有由赵心妍、丁茜主持的《儿童乐园》,及庄文清、蔡丽贞主持的《齐齐玩》,前者以讲故事、玩游戏为主,后者强调知识学习,惟两者反应平平,未能掀起热潮。1976年,无线高层周梁淑怡决定开拍《跳飞机》,找来当时在丽的做节目的Sunny哥哥(黄汝燊)担任主持,教小朋友唱歌、做手工等。前节目监制叶洁馨指无线当时有心开拓儿童节目,“连明珠台也有自家制的儿童节目,叫《Children’s Wonderland》,那时没有电脑,主持人拿着故事板讲故事,很多印度小朋友写信来参加,一个星期一集,做了好几年。”

《跳飞机》由Sunny哥哥主持,于1976年推出后爆红,至今仍有不少人记得这个节目。 (TVB提供)

打造东方《芝麻街》

回来后,她开始策划内容,与几个编导、助导一起设计环节,填词人郑国江亦是其中一个节目策划者,“郑国江初期不是填词人,他在伍华小学教手工,有天他写信给我,说可以来教小朋友做手工,那时适逢圣诞节,我便让他在《欢乐家庭》里教小朋友包礼物,后来大家熟络了,开《跳飞机》时我便找他合作。”那时节目组仿效《芝麻街》,希望加入布偶环节,然而一直找不到相关的布偶制作人,这时郑国江自告奋勇,买来海绵,一手一脚缝制了两个布偶,与Sunny哥哥一人控制一个,在节目里一唱一和,演出不同的情节。

当时本地电视台起步不久,虽然有心开拓儿童节目,但幕后人员未能掌握做此类节目的要领,非常倚赖主持人的经验。叶洁馨一再强调:“Sunny哥哥对节目的贡献很大,他如何说话、如何表达,都影响着节目的风格。我记得他在节目里表演魔术,所有细节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们一起开会,说想做一些另类表演,他就负责执行,他的付出不仅是在主持上。”Sunny哥哥亦提到自己当时兼任节目策划、导师,不时在节目中调解小演员的纷争,并想方设法哄小朋友开心。

电视的影响力真的很大,我们不想挂名做儿童节目,但里面充斥着错误的内容,更不想因为自己的无心或无知,误导了小朋友。
《跳飞机》监制叶洁馨
谭玉瑛担任儿童节目主持32年,演绎过不同的角色,如乌卒卒、戴家姐等角色。(吴钟坤摄)

无厘头的《430穿梭机》

《跳飞机》从1976年播到1982年,虽然Sunny哥哥在1980年因合作纠纷离开节目组,但无线亦慢慢摸索出做儿童节目的心得,1982年推出的《430穿梭机》除了固有的游戏、唱歌环节外,更加入20分钟动画片,如《叮当》、《足球小将》等,娱乐性大增,成功吸引小朋友收看。当时节目的制作形式也有不少变化,不再倚赖熟悉小朋友的主持担大旗,反而从艺员训练班调人到儿童组做主持,周星驰、梁朝伟、谭玉瑛等便是一例,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都是边做边学;幕后分工亦趋明确,监制负责订立节目的大方向,编剧度细节写剧本,再交由导演执行,有既定的制作流程。担任儿童节目主持32年的谭玉瑛指这个时期做节目的规范不多,主持人虽然无法参与内容创作,只能按剧本演绎,但“用什么语气、态度来表达,都可以自己决定。”

《430穿梭机》播放了七年,里面夹杂“黑白僵尸”、“原来如此”、“真相大白”、“共享阳光”、“我都做得到”等环节,有无厘头短剧、搞笑游戏,亦有让小朋友表演的平台及到户外认识大自然的体验,娱乐与休闲并重。谭玉瑛说:“电视台初时真的很重视儿童节目,那时的监制在美国修读儿童心理学,她希望做好儿童节目,幕后人员也会群策群力,做好一件事。”

后来,《430穿梭机》转为《闪电传真机》,扮鬼扮马、玩游戏的时间多了,节目组亦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如乌卒卒、认字特警、僵尸爷爷、麦侦探等。前导演蔡锦源曾在儿童组工作过,他认为节目风格的改变与监制的口味不无关系,“每个监制对儿童节目都有一些想法,八九十年代有个监制叫梁日明,他的观念是香港的小朋友读书已经很辛苦,不希望儿童节目牵涉太多教化性内容,让小朋友开心比较重要。”

儿歌是儿童节目重要的一环,当年的《儿歌金曲颁奖典礼》是一年一度的盛事。(视觉中国)

《闪电传真机》之后,儿童节目无论在制作还是内容设计上,开始出现倒退的迹象。“1997年之前,我们很忙,一个星期做足七日,星期一至五要拍外景,星期六日主力做厂,1997年开始减少外景,星期一至五突然不用上班了。”在她看来,有外景与没有外景在画面上相差很远,“我觉得不好看,例如历史博物馆有新展览,我们去拍完告诉小朋友内容和展期,这样的介绍对小朋友而言是吸引的,但后期是请一个人回来坐在梳化上讲解,这样其实很不吸引。如果我是小朋友,我会希望看到一个多姿多采、多元化、很动感、很开心的儿童节目,可以快乐地度过这段时间。”

电视台换汤不换药

那对制作人来说,儿童节目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们的节目是在非黄金时段播,对公司而言,非黄金时段的节目都是填时间而已。”蔡锦源苦笑道。他于1990年代曾加入儿童组两次,第一次是9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他被调到儿童组帮忙,那时暑假儿童组要搞很多节目,包括极受瞩目的《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另一次是1997年,他被调到儿童组工作近三年,刚好经历《闪电传真机》转型至《至Net小人类》的阶段。“这类常规节目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转一转形式,予人新鲜感,尤其在转监制时,便会有新作风,会改名字,里面的环节可能不一样,但内涵其实没变过。至少在那三年里,我看不到有任何创新的东西,可能创造出认字特警、僵尸爷爷这些角色出来,表达上可能有些不一样,但内容百变不离其中。”

人人入电视台都想做多人看的节目,你说你做儿童组,哪有人看,如果做其他节目,或多或少都有人讨论,像钱国伟,他做儿童节目时没有人认识,但做了《奖门人》后,很多人知道他。
前儿童节目导演蔡锦源
亚视为了履行《广播条例》,直到最后一刻仍然播放《我们这一班》。(亚视官方微博)

用最少的资源做节目

此外,儿童组本来便不受艺人、制作人青睐,被调到儿童组如同被人流放。“人人入电视台都想做多人看的节目,你说你做儿童组,哪有人看,如果做其他节目,或多或少都有人讨论,像钱国伟,他做儿童节目时没有人认识,但做了《奖门人》后,很多人知道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一件苦差,效果自然不会好。谭玉瑛多年来早已看惯这些事,她直言有些同事对工作不太认真,认为做儿童节目很“小儿科”,“但我觉得他们连小儿科的事都做不到,他们不看稿,以为埋位就OK,但讲来讲去都讲不好,经常NG。”

每个电视台在儿童节目的处理上都有不同的操作,但蔡锦源指大台以电视人做节目的方式来制作儿童节目,在方向上已经走歪了。“儿童节目的幕后人员并不熟悉小朋友,纯粹以技术来操作一个节目,连节目顾问也没有。外国做儿童节目的人都是由专家组成,他们至少熟悉儿童心理,做儿童节目应该要有这些专家,无论是编剧,还是制作,都有这样的需要。但本地电视台没有这样的资源请专家,你出编剧的人工怎么可能请到儿童心理方面的人才?好的演员反而会研究这方面的知识,谭玉瑛后来有读儿童心理学,但这是她的个人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本地儿童节目常常有大人扮成小朋友或动辄教训小朋友的情节出现,小朋友觉得老土、无瘾,大人也觉得低能、反智。

时至今日,他依旧认为《跳飞机》是一个好的儿童节目,一来Sunny哥哥是儿童专家;二来节目亦很切合那个单纯、娱乐较少的年代,“但这套方式是否适合现在的小朋友,我不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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