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房屋】一切从占屋开始︰以荷兰作为模范案例

香港的地产商都在盘算如何起楼“赚尽”，远在荷兰的4百间社会企业则花心思，提供廉价房屋，营造更宜居的社区。住屋，在荷兰不是炒作，而是权利，一切由占屋运动开始。

社会房屋：居住作为一种权利

荷兰人相信居住并非谋取暴利的商品。荷兰早于1902年已落实《住房法》，规定政府有责任使低收入人士获得居住条件较好、租金低廉的社会出租房屋，并承认社会房屋机构的合法地位。在荷兰的住屋政策下，租客难被赶走，且能享有免费法律支援。

占屋合法　私有产权不是“大哂”的国度

关注基层住屋联席于2010年中成立，由多区不同民间团体和街坊组织组成，致力捍卫基层市民的住屋权利。当中去过荷兰考察当地社会房屋的成员陈凯姿说，当地法治制度维护居住权利，且有一个占屋(squatting)运动历史。“占屋在荷兰曾经合法。他们觉得空置房屋太浪费，占屋时相当斯文，他们会在疑似空置单位的门顶摆放纸张，若过了一年纸张也没有动，他们就知道里面没人，会闯进屋内，然后报警。假若上法庭了，法官会听听业主空置单位的原因，也评估占屋者的需要，可能会判单位给占屋者住，要他们交租，甚至不用交租，所以当地业主如果有空置房屋会有压力。这是一个文化的洗礼，一般人都会觉得房屋不应该空置。 所以当地人真的觉得居住是一个权利，并不是穷人就没有权利住，亦不纯粹觉得私有产权就大哂。”

不过，占屋渐被认为是反政府及贫穷移民的温床，在一片争议声之中，荷兰于2010年立法禁止占屋。

​完善的社会房屋

没有占屋，却有良好的社会房屋。荷兰是欧洲内社会房屋比例最高的国家，四成家庭住在租金受管制的社会房屋。不少国家的资助房屋位处偏远地方，难逃城市衰落，最终沦为贫民窟，这现象在荷兰却较少见。房屋政策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究竟荷兰如何用房屋，让不同阶层的居民共融？

首先，甚么是社会房屋呢？跟香港的公屋不同，荷兰的社会房屋由近四百个的非牟利私营房屋机构(Housing association)推动和经营，由政府监督楼宇的品质，并管制租金。房屋机构获政府经济支援，如建房补贴、低息贷款、贷款担保，以低于市价两﹑三成的价钱出租。

房屋规划──社区营造的先决条件

荷兰社会房屋像很多发达都市一样，曾有过不少失败例子，例如Bijlmer ，当年吸引了黑人社群入住后，政府又安排移民住在当地，在基建缺乏的情况下，居民难以就业及谋生，结果Bijlmer成了贫民窟，有能力的居民都搬走，剩下的一半居民都靠救济金或非正规经济维生。

社区营造对社会房屋相当重要，社区需要有不同阶层的居民互动，提供足够的教育、商业活动及就业机会，自给自足，保持生命力，防止形成贫民窟。

陈凯姿续说，荷兰的社会房屋，从多方面配合营造宜居的社区。

建筑设计阻止分隔(segregation)：当地的私人房屋少像香港般有围墙封锁，社会房屋与私人房屋位置相近，阿姆斯特丹政府规定，新建房屋需有三成是社会房屋。住客可共用空间及设施，让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市民有机会共处沟通。欧洲经济危机前，中等入息的公民也能入住社会房屋，因此当地并没标签社会房屋为穷人的住所。社会房屋的社区附有街舖及小贩，提供就业机会及帮助社区经济，让街道保持人气及活力，减低社区罪案。社会房屋与私人房屋外形﹑设施与品质无异，不会造成标签。香港在九七前房委会也有类似尝试，兴建接近私人豪宅的居屋，但被指拖低附近私楼楼价。房屋因应不同群体有不同外貌，店铺亦配合不同社群的需要，并非单一化。当地有共识制，旧区重建时，鼓励居民参与，一同决定未来规划。

荷兰也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营造社区。当地的房屋机构会和社区管委会一起合作，防止社区犯罪、保持公共卫生、举办联谊派对、落实及保养休闲设施及等等。

在租管制度下，不少荷兰人一生就住在同一个地方，相比之下，香港人习惯漂泊，时常搬迁，加上工时长﹑街道窄而缺乏公共空间，“社区”对他们而言，有时只是睡觉的地方。

陈凯姿认为，荷兰人的共识制，习惯不同持份者共同讨论，例如重建时，居民的意见备受注重，但香港则是政府主导，迁就地产商，地尽其利，导致公共空间缺乏。“香港地贵，用来炒卖，当很多人有不只一层楼(单位)时，你(政府)仍是只推动一手楼市场，那你当居住是什么一回事呢？” 她认为私营市场应加入公营的部分，例如租金管制﹑尊重居民参与，设计亦应考虑多些共融的元素，鼓励公共空间而非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y)。

如果说社区便是人与人以及人与地方互动而产生的结果，那么房屋政策﹑房屋规划就必然是社区营造的相当重要的一环，香港政府如在构想新城镇或市区重建时，把社区营造纳入考虑因素之中，或许香港就不会诞生“无街之城”﹑“睡眠城市”或“悲情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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