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为何宋帝会选择逃至香港?
撰文:小伙子在读中国历史时,我们都听过南宋皇帝为了逃避蒙古军的追杀而逃至香港,后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而刻造了“宋王台石碑”。但为什么南宋皇帝会选择香港这个地方?而他们在香港流亡的日子又有著什么经历呢?
虽然说南宋皇室及军民是为了逃避蒙古军队而仓卒地往南方逃亡,但陆秀夫、文天祥视端宗及后来的帝昺为保存宋室的重要命脉,既然他们选择了香港作为流亡地点的其中一站,自必然有一番考虑。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香港有什么吸引力。
宋代的香港—盐业
按现存的古迹及古藉的记载,香港当时已懂得运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制盐活动达到一定规模。故此,在北宋时已特意在香港设立官方盐田,《元丰九域志》中记载在东莞县境内就有“海南(今日香港境内)、黄田(今日的屯门一带)、归德三盐栅(面积较少的盐田)”。
到了南宋,更于今天土瓜湾、观塘一带设立大型官方盐场(即官富场),派盐官来管理。在今天佛堂门天后古庙旁,有一块石碑记载了当时官富场盐官严益彰到南北佛堂(即东龙洲和大庙湾)游览的事迹。由此可见,当时香港盐业的发展已经被朝廷所重视及加以管理。
大屿山私盐
除了官方的官富场外,不能不提的是大屿山的私盐活动。宋朝王象的《舆地纪胜》这样描写古时的大屿山︰“有三十六屿,居民以渔盐为生。”岛上的居民长时间违反政府的规定,私自制盐、贩卖私盐、甚至与官兵勾结,攻击商旅。从孝宗于淳熙十年(1183年)的诏书也提及:“大奚山(今天的大屿山)私盐大盛”,可见,当时大奚山私盐活动的严重程度。及后政府决心打击岛上私盐活动,却激化岛民的反抗,甚至威胁广州城的安危。动乱最终以调动福州的摧锋军血腥镇压作结。
大屿山的叛乱除了使该地的制盐业受到重创,更驱使广州长官钱之望要求派150名摧锋军留驻大屿山,另派150名摧锋军迁驻官富场,成为香港的防卫军。
香港官富场的独特性
综合而言,当时香港的官富场除了是一个重要的盐场,位列宋代十三大盐场,更是一个海上交通枢纽,甚至是军事重地。由此看来,陆秀夫、文天祥带领宋宋端宗及帝昺逃往香港,并在当地设置“行宫”,确是有其脉络可寻,而并非随便找个地方“走难”。
南宋皇室在香港留下的痕迹
谈及南宋皇帝逃亡至香港的事迹,大多都只懂得“宋王台”这块石碑,但他们去过什么香港地方?做过什么?大家知的都不多。其实史藉上并非没提及,只是学术界就某些地点的确实位置,仍有很大的争议及不确定性,因此难以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笔者并非一个专业的史学及考古学家,当然不可能就这些争议下一个定案。但以下仍尝试按史料重构宋端宗及帝昺在香港的历程,对于具争议的地方,则尽量展现学术界的不同说法。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八日,蒙古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7岁的赵昰和和弟弟赵昺逃至福州,赵昰即位为宋端宗,改年号景炎。但在蒙古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护送宋室奔命,由泉州、厦门、走到惠州、广州等地。
在翌年二月,行至梅蔚山。梅蔚山确实的位置具有争议性。综合起来,大致有青衣、梅窝、马湾及誓竿洲四个说法。
两个月后,宋端宗一行人抵达前文所说的“官富场”,并停留了半年。而大家所熟悉的“宋王台”就是由此而来。〈宋史〉中就有︰“天祥移屯潮州,浒议趋海道,天祥不听,使护海舟至官富场”。宋室更在官富场设置了行宫,今天的二王殿村便是行宫遗址。〈新安县志〉引述宋《行朝录》云︰“官富驻扎。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建北帝庙。”〈大清一统志〉也有记载︰“宋行宫卅余所,可考者四,其一为官富场”正如上文所言,位于土瓜湾、九龙湾一带的官富场,由于已经发展为交通枢纽甚至有摧锋军长期驻守,确有条件成为宋室的临时行宫。
至于最为我们所认识的“宋皇台”,《新安县志》中就有介绍“在官富之东,有盘石,方平数丈,昔帝昺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其实就是宋端宗的弟弟昺在官富场时驻扎时,经常坐在上面休息的大石。后来被人刻上“宋王台”三字,以作纪念。
六月时,宋室一行人去到古塔,在学术界较大影响力的说法是今天清水湾的东龙州。到了九月,端宗等人又走到今天的荃湾一带。可惜,十一月时元军杀至荃湾,于是各人便逃避至中山、东莞虎门。到翌年,因短暂的军事胜利,端宗回到𥐻州,此处亦是端宗驾崩之地。𥐻州的确实位置是学术界的最大争议,有说是香港的大屿山或广东新会一带。
端宗死后,于梅蔚另立昺为卫王。而宋室一行人最后于新会的崖山与蒙古军决一死战,战事以宋军全军覆没而作结,陆秀夫背著赵昺跳海自杀,宋室成员及后宫也投河自尽。此战之后,南宋正式灭亡。
而香港,亦正式进入由元朝统治的时代。可以说,香港与宋代的关系是互有牵绊,宋代的盐业经济政制无疑为香港带来极大影响。但同时,香港正因如此,成为了南宋逃亡时的一个基地,见证著南宋灭亡的日子。这段故事,不算得是惊心动魄,但起码证明了香港在开埠前并非一个“荒芜、地瘠山多的小渔村”。这个地方还有更多的历史故事,值得让我们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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