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同志母亲、走出家暴阴霾　女导演自拍纪录片修复成长伤痛

成为女儿、成为同志、成为母亲，都是先作为一个女性之后的选择。侯孝贤监制、黄惠侦导演的自传式纪录片《日常对话》，是导演一场梳理家族记忆和检视女性生命的过程。
当导演把镜头对准女同志母亲，母女之间的对话沉重得不似日常。她们像翻土般，付出汗水和泪水，翻出自己心底对这个家的伤痛记忆，种下沟通、和解的可能。黄惠侦38岁。她是导演，一个5岁女儿的母亲，也是一个女同志的女儿。因为拍这部纪录片，她意外从母亲的女友们听到自己不一样的身世：“她们都说，当时母亲把我和我妹妹，说成是领养回来的。”

受传统束缚　下嫁男人的女同志

黄惠侦的母亲60年代出生身于台湾中南部的农村。农村男尊女卑的意识根深柢固，但她母亲小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黄惠侦猜母亲的哥哥，即她的舅父应该知道这件事，而多年后导演将镜头对准他。他却沉默良久，吐出一句“我不知道”。

活在农村的女性，成年后必须嫁人。嫁女犹如拨出去的水，女儿不能代表宗族扫墓祭祖，家族的墓碑上也不会有女性的名字。

“农村的传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男女到了一定岁数还没结婚，乡里间就有闲言闲语。这份压力整个家族都要抵受。其实她是个挺传统的人，虽然觉得结婚没好结果，却要求我和妹妹都要找个好归宿。再者，她和当年的女友吵架，结果各自赌气去嫁人。听她说，彼此的婚姻都不顺遂。”黄惠侦说。

“如果时间能倒转，妳能再重新选择一次，妳还会结婚吗？”女儿问。
“不会。”母亲斩钉截铁。“我要自己一个人比较好过。”

婚姻不幸酿家庭伤痛

黄惠侦和母亲最大的心事，便是源于这段失败的婚姻。在她母亲的人生中，丈夫是最大的恶。黄惠侦的童年被一个爱赌、爱打老婆的暴躁父亲所摧毁。母亲曾向亲戚求助，黄惠侦的舅父甚至隔住电话筒叫嚷，要打死她的父亲。但是另一边厢，乡下的男人们觉得，她的母亲遭遇家暴无可奈何，必须逆来顺受。

在1999年台湾为防止家庭暴力立法之前，不管女性还是女同志，都共同面对一个缺乏支援和辅导的社会。

“嫁得差也要嫁。以前离婚不比现在容易，而且乡下人觉得生女儿是赔钱货，嫁出去后有归宿，死后有人好安排后事。”黄惠侦小时候也一度以为，女人生下来就要给男人打。甚至父亲和她同床睡觉时，曾要求她用手摸他的阳具。

黄惠侦10岁那年，母亲忍受不住丈夫的虐待，带两个女儿逃离这个本身就不情不愿地组成的家。此后余生，母女各怀心事。犹如一种僵硬的关系，柔软光亮的事物未曾照进这对母女之中。她小时候就知道母亲喜欢女人，经常目睹母亲和女伴出入家中。女伴也照顾过她，黄惠侦一律称呼她们作“姨姨”。她更看到，母亲面对女伴的神色，比面对自己时更开心、更温柔。

母女开展对话之前，两人的交流仅限于“今天晚饭吃甚么？”之类的问答。相处的时间集中在餐桌两端。平日较早起床的母亲，迳自到厨房煮早餐。将饭菜放到桌上，自己一个人吃完，换上长裤和短袖衬衣外出大半天。一头短发使她看上去，像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小区公园是她的世界，因为她的女伴都在这里。打牌、抽烟时彼此嬉笑推揉。傍晚回家的时候，她买回晚饭的食材。除了打招呼外，两人没有太多深入交流。

“是不是母亲打从一开始就讨厌我？”她一度以为，自己是个不应被生下来的女儿。

社会底层出身　从事葬仪遇歧视

黄惠侦20岁时遇见导演杨力州。杨力州为公共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探讨时下年轻人议题，黄惠侦是他镜头下的其中一人。因母亲带她离家出走，没有户籍，小三后辍学至今，令她自认是社会底层。当年母亲当法师维生，她帮忙“跳牵亡阵”（台湾民间葬仪），为每家丧事唱歌和表演。而台湾从事牵亡阵头仪式的年轻人多数失学，往往被视为边缘青年，“觉得我们会吸毒、打架。”

黄惠侦说，旁人的目光令她很难受。她怨怼自己出身，也怨母亲不照顾自己。“家庭破碎、母亲是女同志、从事被歧视的行业。成长过程中实在有许多标签。不过，杨力洲拍我的时候，其实挺颠覆我对电影的既有看法──原来只需一部手提摄录机，不用片厂，不用巨型摄影机。我开始想，为什么我自己不拍一部纪录片，为自己发声，宣泄一下？”

从自费9万元台币买手提摄录机开始，她拍下妹妹的女儿对祖母的童言童语：“我觉得她是男人，因为她从来不穿裙子”、拍下妹妹跳牵亡阵的情景、母亲吸烟的画面。充其量只是家庭录像，适逢台湾90年代末兴起“社区大学”，她去芦洲社大学习拍纪录片。在那里，她了解到何谓社会结构、性别意识。

导师曾召集妇女学员围坐一起，倾吐各自生命经验。从私密走向公共，即使出身地区不同，面对社会上的歧见，众人的心事并非独立生成，而是具社会脉络。这个纪录片班深化了她的创作意图。“我的愤怒并非源于自己，而是社会上其他人的标签本身。”

女儿出生成拍摄契机

黄惠侦很健谈。有时说话给小女儿打断，她应付女儿后继续诉说自身。她到香港出席《日常对话》放映，小女儿有随行。女儿那句打断访谈过程的开场白：“妈妈对不起，我要──”，既是女儿有礼貌的请求，也呼唤黄惠侦的母亲身份。

2012至2014年黄惠侦全职照顾女儿期间，她思考年青时拍下的家庭录像，打想将其补全为完整的纪录片，用对话梳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思考在性取向、家庭伦理、社会价值观底下，女性的生命是怎样。

“当了母亲，人生位置变换，令我更想了解母亲的想法，对母亲的责任也多了份谅解。”小女儿的出生，见证黄惠侦年纪渐长，母亲更迈入60岁。孙女活泼可爱，母亲颇喜欢她，这段僵硬的母女关系终于软化。她暗下决心，不要和母亲当永远的陌生人。

保有自己的空间

她拍下母亲回乡探亲、祭祖，打扫祖屋。又走访母亲一众情人，了解她不曾在女儿面前展露的情深模样，甚至得知母亲向他人托辞女儿是领养回来。她的母亲一方面勇敢承认自己性取向，追求女伴；另一方面却很保守，羞于提起自己曾被丈夫家暴。面对生下来的两个女儿，不懂得如何对话。

纪录片拍竣，母女互相告诉彼此最大的心事，与至亲沟通竟要花费18年时间准备。她说：“母亲虽然拙于以言语表达内心，但当她见到许多自以为羞耻、不堪提起的过去，竟获得观众一致认同和支持。首映后那晚，母亲没说甚么，却煮了一顿很美味的饭菜给她和她女儿。”

黄惠侦站在镜头后看上一代人，身后是观看她拍摄的女儿。看到母亲为符合别人期待的模样而活得不幸；转眼是眼前欢乐地跑跳的女儿。黄惠侦也要学习如何在照顾女儿之余，跟她平等地相处。“成为女儿，成为母亲，也得保有自己的空间。做好父母的基本责任，然后给子女自由，也给自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