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造》摄影师重游旧地：当时曾想拍下全港公屋、草根躁动
1997年，中秋、阿屏和阿龙三名年轻人同游和合石坟场，与他们日常面对狭窄又挤满杂物的200呎公屋不同，穿梭墓碑，跑跳之际，坟场竟然令他们更自由、更舒服。他们在那一年，永远年轻。青春早逝扣连九七隐喻，《香港制造》是研究香港电影其中必读的一章。
公屋是戏中主角的主要生活场景，不少评论指出，这种狭窄局促的环境，制宰年青人的命运。摄影指导柯星沛回忆，当时陈果只得一份剧本，以及刘德华公司送的5万呎过期菲林，每日开戏人手连演员只得8人。戏里戏外，限制一样的多。“因为剧本讲的是草根阶层的故事，有古惑仔、社工、失职的父母，所以环境一定是找公屋拍。你不会在戏中见到中上环半山的豪宅。曾经我想将全香港低下阶层不同种类的住宅都拍进去，因为冇钱，做不到了。”
摄影：卢翊铭
公屋环境压迫 草根躁动
访问当日，和柯星沛游走禾𪨶邨，他边走边回忆拍摄趣事。曾经出现在他镜头下的平台单车泊位、天井和走廊，他说的起劲。“如果说人生中最难忘的拍摄经历，第一就是《香港制造》，第二是《点五步》。两者都在沙田公屋取景。”
回到20年前，《香港制造》导演陈果37岁，柯星沛40岁，本应是大展拳脚的盛年，香港电影却面临危机。他记得那时“韩国有能力拍好电影，台湾减少进口香港电影。当年一半电影从业员都为生计而转行。”根据政府统计，1992年的香港电影海外票房有18亿6,000万，2014年只有3亿。
正当柯星沛也开始思考去留之际，他的朋友陈果找他吃饭，餐厅的卡位上放有一份剧本。原来他们都是沙田友，陈果住沥源，柯星沛住愉田苑。“他对我说，老板拒绝开戏，这份剧本就是《香港制造》的原型，但当时还未取这个名字。陈果边说边吃，到最后突然提议：不如我哋拍！你做摄影指导，得唔得？”柯星沛在此之前主要担当导演，《香港制造》是他首次掌镜之作。
阅读过剧本，柯星沛觉得，既然大家是沙田友，何不取景自己最熟悉的社区拍摄？故事有失学古惑仔、学生自杀和包二奶等小市民生活日常，如此贴近社会，公屋狭窄的空间能为角色带来压迫感。当一个人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连一张床也要拉出来，自然令人躁动。他利用光影将铁闸投射到墙身、中秋从窗花远眺，以及天井四周围起的栏杆。对于影评如此分析，他说当时没有太刻意经营，只是顺从思路，从环境压迫角色。
于是，主角屠中秋的家是陈果问朋友借来，没有向房署申请。现实中的街坊没有向他借酱油，而是和保安一起上门投诉嘈音。有一幕中秋想用折凳打烂电视机，“阿Sam（李璨琛）真的打不烂电视机，折凳也打坏，陈果将计就计，叫他把电视机抛到天井去。当时我们先留意天井有没有居民行过，然后才叫他快手抛出去，抛完他要立即走。”
重重限制中的香港制造
当主流电影环境崩溃之时，柯星沛觉得，恰巧制造机会给“Indie嘢”，尝试不一样的拍摄电影方法。这份关系，呈现在刘德华公司送给陈果的5万呎过期菲林上。在电影行业中，不管成本几低，摄影师绝不使用过期菲林，被认为是“不能犯的错”。“电影公司每逢开戏，会向菲林厂订购一定数量的菲林，假如一部戏订购10万呎菲林，拍掉9万多呎，余下的菲林能退款就退款，若不足以退款，就会存放在电影公司，直到过期。过期菲林最大问题是，摄影师无法控制拍出来的画面色调，画面会微粒粗及偏色。收到那批菲林后，我按品牌、日光、夜光及过期时间分类，尝试令拍出来的画面质素较为连贯。”
所以，看《香港制造》，其实是看用过期菲林拍出1997年的沙田。菲林过期年份平均5至7年，最久远有10年。用1987年的菲林拍1997，中间十年过渡期人事变迁，由一张张过期菲林拍出。这批菲林尘封期间，可是经历过八九六四、移民潮、股市狂升港人暴发等历史。
“其实我怎样做，都改变不了过期菲林的先天性缺陷。”柯星沛说，而这句话或者可以与回归类比。“但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不可以将它变成电影的风格？我想，这是香港第一次有人用过期菲林拍电影。”他不忘补充一句，《香港制造》成功夺得当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新演员后，行业开始规定，过期菲林不能免费送出。
除了菲林限制，资金紧绌、人手短缺，能够完成这部电影，极度消耗工作人员心神。他回忆，饰演弱智阿龙的李栋泉兼任副导演；他本人摄影、打灯、电工，陈果除了导演，还兼任道具、运输、场务、美术。后期副导发烧，没有他戏份的时间，他就半昏迷坐在凳上。“例如刚拍好上一场，大家打算拍下一场讲遗书的戏。有人问：遗书呢？陈果立即跑落街买，未写好？陈果即席挥毫：亲爱的阿屏...好辛苦啊当时！”
辛苦到大家都没空想戏名，直到有人问起戏名，陈果想了想，决定叫《香港制造》。柯星沛笑着反问：的确在香港拍，唔系咩？
拍出年青人的反叛
《香港制造》是香港制造的电影，意义不止于此。与屠中秋有关的公屋、伦理、社会议题、全都是香港独有的，专属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柯星沛觉得，电影还是诉说年轻人不信任成年人世界，不满成年人代表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中秋生命的起落，是年轻人对上一辈的家庭、教育制度的反叛和不满。
他记得，电影曾在日本和法国发行，当时观众看到沙田的200呎公屋，非常惊讶。“他们会发现，原来香港有不少人住这样的地方。其实电影永远探讨人，情感是普世的，不同的是表现的手法，以及每一个城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