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廿载・政坛风云】从立法会变迁　回顾中港廿年政治互动

回归20年，香港政局经历多次风云变幻，政坛人物骤现骤落冒起又淡退，廿载之间换了几个世代。作为政治主舞台的立法会，民主党涂谨申、街工梁耀忠、新世纪论坛马逢国成为硕果仅存、由九七临立会至今仍置身议事堂的“稀世物种”，埋在他们心底的回忆与感叹，成为见证本港时局幻变的活页。《香港01》分别访问了三名资深议员，带你由局内看清行政立法、建制泛民、京港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二十年来的脉络变化。

民主党涂谨申于1991年当选立法局议员，至1997年临时立法会被迫“下车”，之后在1998年首届立法会选举至今，一直战无不胜。身处议会20多年，涂谨申深深体会殖民地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分别，尤其是政府官员与议员之间的沟通明显减少。

他忆述91年至97年间，政府是非常紧张民选议员的意见，“佢一定要想办法同你拉近距离、妥协，会多啲商量……有无得讨价还价、有啲地方可以修改、有啲地方可以接受你嘅修订”，在如此的议会气氛下，令人感觉“议事系有意思，你讲嘅说话系政府愿意去听，提出嘅意见系会好重视”。

港英年代行政、立法关系大不同

与涂谨申想法相同的还有街工梁耀忠。他同样由首届立法会连任至今，回归前曾出任两年立法局议员。他形容，港英官员很紧张票数，关心议案是否获全体议员支持，“只要有一票反对都会唔开心”，因此会尽力游说，看看政策上能否切合议员要求。反观回归后，董建华、曾荫权年代尚有官员与泛民沟通，“但梁生（梁振英）四年几五年真是绝无仅有，佢唔理你，只要过就过、做就做，唔理议会看法。”

不过，于97年出任临时立法会议员的马逢国就完全不认同，他认为殖民地年代的政府很强势，“要填海就整个沙田填出黎、整个将军澳填出黎”，他以现在发展西九文化区为例，政府已顺应社会的看法，作出调整，将本来的计划推土重来。他认为特区政府面对的困难较殖民地时期更多，主因是社会过度政治化，“太多人将政治嘅解决方案可能性放系立法会，令立法会变成与政府抗争嘅平台”。

行政立法关系渐趋恶劣？

回归后，立法会组成经历过四次改变，由一开始20名地方直选、30名功能界别以及10名选举委员会产生，其后增加地区直选、减少选委产生，慢慢变成只由地区直选及功能组别各占一半，立法会的组成较回归前更具民主成份，但梁耀忠认为这不等于议会变得民主。他指，现时政府只要取得足够建制派票数，“离地嘅事都可以照做，知道建制派嘅底牌就得”。

涂谨申称，以往议员向政府提出意见时，政府会聆听、考虑，“政府会睇下有无得拉近、两全其美，但依家唔系”，建制派现时将议会当成通过政府政策、拨款的工具，而不是监察政府的机构，令议事气氛变差。

他以遴选委员会主席为例，以往是有能者居之，不会因为对方的立场决定应该出任主席与否，“大家觉得佢会更好带领立法会去监察政府，将法例雕琢得更好，而官员亦觉得经过立法会有公信力嘅雕琢，最终成品先会令社会接纳、信服”。他又指，以往的行会成员不会出任委员会的主席，“咁系完全破坏体统，呢个系以前谂都唔可以谂，你做系大逆不道，你唔会出来选”。

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失去咗系可惜，可谓识英雄重英雄。就算你唔认同他，但觉得佢嘅辩论是有份量的，你会特别去听，觉得要回应，唔回应是不够份量、唔尊重对手！

面对泛民的指控，马逢国一一反驳，批评民主派将立法会变成政治抗争平台，“无论政府有几大诚意、努力都好，佢哋仍然系唔合作、破坏、拖延，令政府表现唔到、唔能够行使职能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建制派不得不支持政府，否则整个政府会被瘫痪。

2003年成转捩点　中央治港政策渐趋严厉

马逢国认为，回归初期北京对香港政策过于宽松，中央政府为了表现有诚意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如果佢系对你无信心，第一天就将国家安全法系香港适用”。不过，一国两制实施几年后，逐渐出现不少问题，例如禽流感、沙士、经济衰退，以及2003年因廿三条立法导致50万人上街后，中央治港方针调整成“第二阶段”。马逢国称，当时中央是希望尽量帮香港解决问题，“唔会指指点点要求你黠样做，仍然觉得香港自己解决”，形容是“采取提醒的阶段”。

你个儿子生生性性，读书成绩好、样样都好，你话做咩打波、游水、潜水，得！你读书读得好无问题，但如果你表现唔好，达唔到佢期望，佢当然想办法帮你，希望你做到。

他形容香港出现问题时，就正如一个小朋友开始不读书，选择去“食烟饮酒”，促使中央对港管治踏入第三阶段，变得“主动”。对于外界批评中央加紧对港控制，他认为只是北京最初没有做应做的，现在“做后，大家突然觉得有些不习惯，“直到现在北京仍然相当克制，佢嘅愿望系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你令佢放心，佢就无必要收紧或做其他事”。

不过，对泛民来说，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日渐收紧。涂谨申指，回归初期中央不会插手香港事务，就连人大、政协等人都不会对港事务有半句批评，“中联办好似隐形咁，从来都唔讲嘢，只系出席下酒会，点会好似依家咁协调”。然而，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中央觉得港人人心未回归，担心未来会有大乱子，最终演变成“西环治港”。

涂谨申说，以前的香港是否有可能出现铜锣湾书店、肖建华等事件？但如今市民由“内地点可以咁做”，变成“内地系咁样做”，出现如此转变，他认为是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增加后，香港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

是否存在50年不变？

《基本法》保障香港“50年不变”，但过去20年是否没有变？梁耀忠直言，虽不能说是180度转变，但已经是90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中联办讲一句唔可以，你就唔可以做，那是否真的港人治港呢？”

依家先20年，我唔能够讲系180度转变，但都已经系90度转变

但在马逢国眼中，却是“变才是永恒”，认为50年不变只是当时中央提出来的一个策略，“不变系佢采取嘅态度、政策，佢希望你政治体制不变，希望城市发展、生活唔向负面变，而日日向好的方面发展”，更直言不会相信不变，亦不应该不变。

涂谨申同样认为“已变”的事实，“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法治、民主指数一直下降”，但未来30年是否一直变差，他不敢下定论，认为要视乎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继续扩大爱国爱港力量、箝制泛民为目标，而决定香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