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港版Gerrymandering鎅走建制多过泛民
十九世纪初期，美国麻州州长杰利（Elbridge Thomas Gerry）为确保民主共和党在州议会选举赢得更多议席，成立一项法案，将麻州州议会选区重划，让敌对的联邦人党票源集中在少数选区，保障民主共和党候选人不成比例地当选。其中一区被重划后，形状似蝾螈（salamander），政敌将杰利的姓氏（Gerry）与蝾螈的字尾（mander）组合而成“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影射为保障党派利益而不公地划分选区的方式。“杰利蝾螈”除了在美国、新加坡的选举发生外，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亦因多次重划选区，被部分泛民质疑是政府为增加建制党派的议席所为。在今届区选中，共有109个选区遭重新划界，虽然选管会声称所有划界建议，均因应各区人口变化，现有地方行政区分界、社区独特性、地方联系的维持，以及有关区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征，如大小、形状、交通方便程度和发展等重划；不过，受访的泛民区议员均认为，选管会在划分选区时有政治考虑。
十九世纪初期，美国麻州州长杰利（Elbridge Thomas Gerry）将麻州州议会选区重划，保障民主共和党候选人不成比例地当选。其中一区被重划后，形状似蝾螈（salamander），政敌将杰利的姓氏（Gerry）与蝾螈的字尾（mander）组合而成“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
Gerrymandering在美国及新加坡的选举中，是助执政党取得更多议席的手段，成效亦明显，可是在香港暂成效不彰。根据政府的资料，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共有109个选区的分界重划。《香港01》记者翻查这109个选区的选举结果，研究重划选区后，对区议员争取连任有何影响，结果发现，在这109个选区当中，共有15名区议员连任失败，包括4名泛民（包括民协主席莫嘉娴）、10名建制派及1名独立人士。
建制派“损兵折将”似乎较泛民多，例如在沙角选区担任了16年区议员的杨倩红，今届不敌新民主同盟新人陈兆阳，立法会议员葛珮帆在马鞍山颂安亦遭工党叶荣击败，还有从2003年起在逸东邨南担任区议员的老广成，今届重遇12年前的宿敌郭平，同样遭击败。
最惨烈的例子是独立的杜本文，从1982年起当选九届阿公岩区议员至今，长达33年的区议员生涯被迫划上句号，可见重新划界对泛民及建制派同样有影响，建制派损失的资深区议员也不比泛民少。
加入容易种票的旧唐楼
在马头围选区落选的民协莫嘉娴，在该区任职区议员达16年之久，今届以45票之微，不敌民建联新星、年仅24岁的邵天虹。莫嘉娴相信选举管理委员会在重新划界时必定有政治考虑，“从来只听到泛民投诉划界不公，因为选管会经常改动泛民选区的分界，但很少见到会改变建制选区的分界”。
翻查资料，马头围是今届109个重划分界的选区之一，与上届比较，马头围新增了雅丽居及中南大厦，“雅丽居多年来一直属于何文田选区，今届突然归入马头围，但由于居民较多是中产人士，他们关注的议题与基层有分别，而且和马头围邨距离甚远，除增加宣传时的难度外，日后雅丽居居民要找区议员时亦不便”。
此外，莫嘉娴质疑，中南大厦属旧式细唐楼，今届将它归入马头围，是方便对手种票，“一栋唐楼约有10户，每一户都有登记，合共有30至40个选民，其实一般旧唐楼不会有这么多人居住，居民对登记做选民的欲望也不强烈”，有街坊向莫表示，过去多届区选，楼下信箱都不是太多区选信件，但今届“多到跌晒一地都系”，加上对手的政党动员能力强大，在选前派人落区与街坊“饮茶”，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令她部分支持者认为她已任职多年，转而“俾吓机会新人”。
2011年，马头围的预计人口为16,970，与政府定出每个选区的居住人口标准（16,964）的偏离幅度只有1.81%，经重新划界后，今届马头围的预计人口为19,205，与标准人口的偏离幅度增至13.21%，莫嘉娴指这一区突然多了很多居民，“选管会常以平均分配各区人口及维持地方联系作理由改划分界，但G15的土瓜湾北，两届区选的人口分别只有13,160及13,368，是九龙城区最少人口的选区，对其他有18,000甚至超过20,000人口的选区来说，很不公平”，莫嘉娴质疑土瓜湾北选区长期维持于较少人口，“是否想保住李慧琼”（李慧琼在该区担任了16年区议员，今届亦成功连任），“选管会说要平均分配各选区的人口，为什么多年来都不变动土瓜湾北的分界？如果拉上补下的话，今届九龙城区甚至可以少一个选区”。莫嘉娴亦表示，选管会的划界方法奇怪，“正常是以街道来划分，但雅丽居前面根本不是一条街”。
2007年，选管会以石硖尾邨开始清拆重建为由，取消南昌东选区，将其瓜分入四个选区；2015年，选管会以旁边的南昌北、石硖尾及南昌南选区人口超出上限，重设南昌东选区
被问及重新划界对民协是否不利，莫嘉娴直指该党一直遭针对，“已故党友梁𪲔的选区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2003年区选梁𪲔在南昌东大胜对手，到2007年时，选管会以石硖尾邨开始清拆重建为由，取消南昌东选区，将其瓜分入四个选区，梁𪲔被迫空降南昌北，以14票之微不敌对手，失去议席，2011年他再度败选，“但今届选管会又以旁边的南昌北、石硖尾及南昌南选区人口超出上限，重设南昌东选区，这是什么意思？”虽然重设南昌东，但只包括部分石硖尾邨，其余的归入石硖尾选区，“怎可能一条邨分属两个选区？这不是违反社区联系性吗？”她认为，即使在分界咨询期时提出反对也没有用，因选管会只会以“人口超出上限”及“违反社区联系性”两个理由来反驳泛民，“总之是他们说了算”。
区诺轩：选区不应“划得太细”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表示，杰利蝾螈在美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选举中十分常见，是有利于执政党的选区划分。他指出，杰利蝾螈在实行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如香港区选）影响较大，“划走20%人口，已可令你输掉议席”，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影响则相对较少。
至于香港区选是否有同样问题，马岳说很难找出确实证据证实划界时有政治考虑，但认为划区时必须考虑社区独特性，“如深水埗的幸福选区，将碧海蓝天划入荔枝角北会较适合（西九四小龙在同一选区中）”，他亦不赞成每届区选均重新划界，“对争取连任的区议员很不利，尽量不改动会较理想”。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对区选划界有研究的区诺轩表示，区选划界时有三大黑箱作业问题，“建制派每次划界均会派人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高层讨论，经修订后才到公众咨询阶段；市民并不知道地区专员向选管会提出甚么划界意见；此外，社区独特性由选管会决定，往往双重标准”。区诺轩认为香港的选区人口基数仅约17,000人，是“划得太细”，“每届人口变动3,000至5,000人，是正常的变化，导致每届重新划界的选区多达100个以上”，他建议区选划界时扩大人口基数，避免经常受人口波动影响而需重新划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