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负责教院风波独立调查　李泽培：查社会争端　传召权是关键

李泽培带来2007年《与香港教育学院有关的指控调查委员会报告》实体本，封面页背有法官杨振权的亲笔签名，纪念由二人撰写的成品。2007年教院风波，教院校董会否决与校长莫礼时续约，多名教职员指控政府迫令他们支持教院与中文大学合并，亦指控教育统筹局（现改称教育局）官员不满教院职员撰文批评教育改革，要求校方把他们辞退。

时任教统局局长李国章和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成为众矢之的，争议亦从教育界烧到政界，社会质疑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受侵蚀。风波扰攘一个多月后，时任特首曾荫权决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为调查三个指控是否成立：李国章施压教院与中大合并、教统局官员施压要解雇在报章发表文章的职员、李国章要求教院副校长陆鸿基谴责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

报告在同年6月出炉，裁定罗范椒芬曾向教院校长莫礼时要求，约束叶建源和郑燕祥批评教改的言论，侵犯学术自由。至于教统局官员及李国章对教院削减拨款，迫使教院与中大合并的指控则不成立。当时罗范椒芬已转任廉政专员，她在报告出炉后辞职离开政府。

委员会应把争端“讲清讲楚”

回看当日的聆讯，李泽培已忘记不少细节，但仍为当中意义而自豪。他指出，把争端讲清讲楚是成立调查委员会的用意，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的委员会具司法职能，由特首订出职权范围，委员会不得越界，不过基于法律条文，在律师团队及秘书处协助下，可由委员会自行拿捏深浅轻重，以查明真相。因为有清晰条文赋权，“有权去安排要怎样的调查方案、准则，我们先去展开工作，不会盲摸摸就去听聆讯。”委员会的聆讯公开，投诉方与被投诉方均有代表律师团，“人人都听得，所以好透明。”

提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李泽培多番围绕“人证”、“物证”和“以事论事”。他强调，委员会须聆听及分析正反方理据，故传召证人权力尤其紧要，任何涉事人无论个人意愿如何，都必须出席聆讯，如委员会获告知政府有隐瞒文件，都有权索取，即便牵涉到政府机密文件不能向公众公开，“都要交给法官、委员会看，看完之后满意、不满意，会在报告中交代，但不能不交出。”

检讨修例需追溯源头

现今当局坚拒为牵动全港的修例争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属意另起炉灶，设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李泽培表明不想猜度及批评当局的盘算，亦认同今次的社会争议牵连更广、更复杂，“但讲到如果无某些职能会否达到某个后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啦，你给碟烂猪肉就会煮碟烂猪肉。”他认为，究竟在条例以外新建立的委员会，有什么权力、如何产生出来都不知道，要从头构思，政府要说服社会为何弃用行之有效的成文规范，“为何新创意的好些，可达到更好目的？”否则徒添公众怀疑“有隐瞒”、“不可告人”。

坊间倡设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李泽培认为有两种意见，调查警务人员的行为或调查政府修例工作开始至今的决策始末，“我会觉得，不应该由6月开始，而是由政府呈交草案开始，所谓征询民意到一路发展，立法会争议过程，一连串不能斩断，都要看回前因先有后果。”

单靠法律不能解决这场不幸 最有能力去主导的是政府 我们商会希望可以快些和平 让香港回到以前活泼、有生气的香港

回看去年2月，政府抛出修例建议后，随即引起极大争议，更定下只有短短20日咨询期。李泽培说，国际商会香港区会研究多时，过了咨询期到5月才发表意见，去信立法会议员反对修例。“廿年来都未能达协议，个中千头万绪，何苦几个月内急急搞掂？是否真能点石成金呢？”他觉得反修例浪潮比起2014年的占领运动更巨大，分别在于2014年争取原本没有的普选，但修例却影响深远，加上内地司法制度的不公，令不同界别的香港人不信任和恐惧。

修例从“暂缓”、“寿终正寝”到“正式撤回”，算是告一段落，但引起的社会争议却未完结。“这个才是麻烦”，李泽培直指，风波中人人都说过去半年香港法治受冲击，影响经济信心，但先要界定何谓法治。英文的“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都可以翻译成“法治”，李泽培所指的是前者，是一种精神，而并非后者“以法律去管治或执法”。

“商界忧法治不止担心治安”

“骚动是稳定和治安问题，当然对日常生活有影响，投资人亦会担心人身安全，但这只是‘rule of law’的一部份。”他说破坏、放火等破坏治安行为不对，但这并非冲击法治的全部，“我们说示威都要和平理性，正是如此，不会去接受暴力……另一方面，你讲暴力、治安，为何镜头、新闻之下，那么多人投诉，他们被警方不合理对待，这些为何政府又不觉得、不出来讲。”

李泽培直指商界担心的并非只是治安问题，外国企业正观望“香港还是否以前的香港”，那个有法治、司法独立，经济、资讯都是自由流通的城市。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曾在去年7月发表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谴责“7．21”元朗袭击事件，认为事件令香港法治之名沦为笑柄，呼吁成立由法官领导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到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后，商会再发声明，指立法引起国际商界极度关注，未来香港能否继续成为理想的商业地点，不确定性增加；政府未有满足示威者及其他市民提出的诉求，同时，市民亦对当局在执法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和滥用权力感到不满，令情况恶化，令香港的每一个人都会是输家或失败者。

用同理心共寻出路

从去年6月至今，已有超过7,000人在修例风波中被捕，约四成是学生。从1962年开始工作至今的李泽培，并无选择放弃与他相隔几个世代的年轻人，他引用《论语》“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着年轻人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忘记自己安危和家人处境，而要爱惜自己和家人，以及更要有耐性和理性，“很多事情要坚持，但不要激烈，因为激烈情绪很容易做错事，应该冷静、团结，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去找出口。”他担心年轻人习惯网络的节奏，变得失去耐性，加上网上难辨发言者的身份，可能会有人故意煽风点火，“以兵法来说，要激怒对方，才会撞板。”

若从去年2月开始计算，修例的争议和风波扰攘了近一年，身处中环商厦高层俯瞰着维港的李泽培，直言仍看不到平息的方法，“单靠法律不能解决这场不幸，讲来讲去都是尊重同了解对方，要用同理心去处理问题，并不能下下动武，哪一边动武都不对，好多事情不动武可能就不会发生，政府真是要想个办法，最有能力去主导的是政府。我们商会希望可以快些和平，让香港回到以前活泼、有生气的香港。”

上文节录自第19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13日）《曾负责教院风波独立调查　李泽培：查社会争端　传召权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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