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陈方安生都作供 五次独立调查委员会如何改善施政？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风波自6月以来，愈演愈烈，牵扯出对警权的不满、对政府的不信任等。除了上街的群众，前问责官员、学商界领袖，以至数以百计涵盖各部门各职级的公务员，都敦促特首林郑月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风波成因及深层次问题，避免社会冲突升级。一个半月过去，林郑就是无动于衷。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至少五度回应主流民情，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第86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涵盖面由大型事故、执法权力、民生都有，均可“贴地”实践法定权力传召证人、搜集证据，被查的上至时任政务司司长、常任秘书长，下至中低级官员。报告结论除找出问题症结、需要问责的官员外，更重要是，提出的见解影响深远，防止施政重蹈覆辙。意外发生后要防范、工程有故障要修补，惟面对“社会撕裂”，市民人身安全受威胁，当局如今却置之不理。
1998年 新机场启用大混乱
1998年7月6 日，赤𫚭角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原是举世触目的盛事，却因航班资料显示系统失靈，及空运货物包括航机行李延误等，导致客运大樓人群水泄不通，随住传媒多天访查报道，当局决定调查为这件令香港“声誉蒙污”的大混乱，立法会和申诉专员分别宣布调查外，新机场调查委员会亦于7月21日成立。
委员会形容，新机场落成对香港的意义在于，是有史以来开支最庞大的新机场及相关基建终告完成，市民深信新机场会比启德更优胜，惟“希望新机场可以为香港带来好运，促进经济早日复苏的热切期待竟然落空了”。
政务司司长都要聆讯作证
委员会职权范围包括筹备期间有无足够协调、问题成因、负责方等，听证聆讯耗时61日，证人包括当时的政务司司长兼机场发展策划委员会主席陈方安生、民航处处长、机场管理局行政总监等，涉及约40万页文件，245份书面证供等，硬件上如售票机失灵、洗手间设计等细项都有检视。报告指出，运作上的小问题互有影响，而且产生连锁反应，“像旋涡般不断急剧扩大”。
批评无作最坏打算是过分自信
委员会调查后指出，机管局各科之间缺乏协调，症结之一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性格问题；在“机管局的责任”部份，逐一点名列出高层失职之处。委员会指出，要从三方面“汲取教训”，包括居要位人员要论其性格和人品是否适合；涉及大型工程计划、规模庞大的机构，须尽早为各种设施服务及使用方安排合作；以及事前必须有全盘风险评估。报告批评主事高层没有作出最坏的准备，过分自信。
2007年 教院风波争学院自主
2007年，时任香港教育学院（香港教育大学前身）副校长陆鸿基发表“万言书”，披露时任教育统筹局（现教育局）局长李国章，在电话中逼教院校长莫礼时主动提出与中文大学合并，若拒绝则会放手让当时的教统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随意削减教院学生名额，并要求教院辞退多名撰写批评教育局评论的教员，以及要求教院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当时的特首曾荫权认为有必要调查事件是否属实，遂成立调查委员会举行公开聆讯，查明是否有官员干预教院学术自由和自主。
罗范淑芬报告出炉当晚请辞
委员会由上诉法庭法官杨振权及商界李泽培分别出任主席及委员。该次调查难题在于搜证依赖证人口供，因甚少文件及记录以资佐证，要衡量是否属传闻及有成见。公开聆讯35天，公众及传媒可阅读证人陈述书、各方代表律师的书面陈词等。最后委员会裁定只有罗范椒芬涉要求莫礼时约束两名教职员郑燕祥及叶建源的指控部份成立，不当干预二人的学术自由；至于指控她有四人解雇黑名单，除郑、叶外，还有黎国灿和黄炳文，则不成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书的当晚，已转任廉政专员的罗范椒芬宣布辞职“下台”。
倡设专责委员会 提供师资培训意见
报告书第17章指出，高等教育不单是一项公共服务，且渐渐成为一种业务，面对财政压力，与当局在资助安排方面矛盾冲突加剧，而如学童人数无法预测，是教院无法独力应付的问题，故更需要坦诚对话，惟“政府没有充分利用正式机制可向教院提出意见”，故建议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委员会，负责就师资培训提供意见、聆讯拨款安排上诉等；另强调在现行安排下，教统局的讯息必须以正式途径发出，且妥善记录。
2012年 南丫岛海难伤痛
2012年10月1日，“海泰号”、“南丫4号”两船在南丫岛水域相撞，39人罹难，当中八人不足10岁。政府于22日委任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伦明高及前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分别担任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以确定事故的起因，调查船只安全问题及监管制度是否充足，证人名单多达113人，包括两船的乘客、水手、船员、船长及海事处相关人员等。
有权命令处方呈交证供资料
虽然委员会毋须裁定刑事或民事法律责任，但能发命令要求警务处、消防处和海事处交出多项资料，包括录取的证人供词和会面记录。为调查撞船起因，邀专家证人研究两船雷达、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分析数据差异，重组由相撞到下沉的过程，有无避碰行动等；并厘清灯号、引擎速度、救生衣件数、船员人数等，航行上何方须负较大责任。委员会亦从头审视海事处的规管指引及验船问题，发现“南丫4号”没有水密门、没有配备儿童救生衣等。
证供如“棱镜”揭官员怠政
委员会形容大量证供是一面“棱镜”，反映昔今的监管制度显然都存在严重问题。为防止事故重演，报告书建议，分别针对船只安全及海事处的机制问题，建议各类别船只应为每名儿童乘客备存足够的儿童救生衣等。海事处亦要规定验船主任、督察须以书面记录更改船只发牌条件的详细理由，并修订有漏洞的守则及证明书格式等。 “尽力防止类似事故重演，就是香港社会向罹难者敬表哀思的最好方法”，是最后一段之言。
事后，时任海事处助理处长苏平治被揭在担任首席验船主任时，曾指示下属不执行由2007年开始生效的新救生衣条例，前高级验船督察黄鉴清涉在委员会聆讯中作假证供，分别被起诉及定罪。“南丫4号”船长周志伟及“海泰号”船长黎细明均被裁定海上危害他人安全罪成立，黎细明另有39项误杀罪成立。
2015年 屋邨食水含铅量超标
民主党2015年7月揭发启德启晴邨每公升食水铅含量超过10微克，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政府其后跟进发现共有11个公屋项目的水样本含铅量超标。当局先分别成立专责小组及房屋委员会的检讨委员会调查，及安排更换问题水喉、免费为居民验血等，但种种补救未能安抚居民。事件发酵一个月后，政府终宣布按条例成立调查委员会，委任时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庆伟、前申诉专员黎年调查，职权范围包括确立成因、评定现行监察机制，及就本港食水安全提出建议。
无限取阅政府文件
委员会在研讯中可以不受限制地取阅政府文件。报告书详列出铅对儿童、少年、孕妇等不同人士的健康风险，并且检讨专责小组的调查结果，认为应采集“头浸水”才能准确检验。委员会直言难以理解水务署事后修订的取样规程，形容它如同“撤回部门的责任”，令公众失望，批评署方对专家建议置之不理，墨守成规。
斥集体失职 沦“纸上制度”
报告书指出政府内部程序存在纰漏，强调要令监管措施不会沦为“纸上制度”。除了水务署，委员会批评房委会过分倚重仅以文件查核工程质素，未有充分考虑工程可能产生的健康风险。委员会另点名指出四间涉事的总承建商没有履行合约责任，水管工程分判商和持牌水喉匠出于金钱诱因和含铅焊料熔点低等原因，故意使用含铅焊料，同属失职。报告书最后提出17点建议，包括为本港制定食水标准等。整份报告书有三部份内容因对刑事检控有影响而被遮蔽。
2018年 港铁沙中线工程造假
由港府拨款、港铁负责兴建的“沙中线”，总承建商礼顿建筑去年3月起被传媒陆续揭发工程问题，包括红磡站北面连接隧道严重渗水、接驳钢筋疑被剪短，其后再公布红磡站北面、南面连接隧道以及列车停放处合共缺少357份施工记录，礼顿亦涉隐瞒更改连续墙设计及未有妥善接驳钢筋。至年中，丑闻愈揭愈多，土瓜湾站被揭无依照图则兴建，因沉降一度停工的会展站亦被揭未为垂直隔墙做足够支撑等。港铁要向港府提交全面评估策略报告外，政府认为公众安全至为重要，最终于去年6月12日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
促政府检讨“服务经营权”模式
委员会今年2月向港府提交中期报告，信纳专家意见，裁定红磡站扩建部份的连续墙及月台层板建造工程未有按照合约规定施工，惟依然达安全水平。委员会建议政府日后委托港铁进行项目时，应考虑是否适宜过往的“服务经营权”模式。但无论是独委会中期报告对工程技术的裁决或是港铁的报告，都引起业界争议。独委会工作仍进行中，押后至今年11月底呈交最终报告。
科大学者︰拒设查真相徒添更多质疑
过往设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门槛”，类别涵盖基建、重大事故及民生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独立委员会有传召权，证人作供前需要宣誓，作假誓会有法律后果；另外，透过独立委员会可达到问责效果，如南丫岛海难事故调查后，有官员要负上刑责。
独立委员会亦有刑事豁免权，“免去作供人士的刑事责任，可以畅所欲言，有利于寻找真相。”成名以今次警方有否滥权为例，“有中层的警务人员若负责发射子弹，或过分使用暴力，他可以作供，供出谁人下达命令，由于作供人士能免除刑责，即使他有份在前线发射子弹，亦不用坐监；起码我们知是谁下令，再查下去便会知更多，应由谁人负上责任。”
委任社会领袖调查可平息民愤
反修例风波中，民众有五大诉求，其中之一是成立独立委员会。成名提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民调，主流意见是认为政府在修例风波中处理手法过于粗暴、不肯让步，而该诉求反映民心之所向，是现时所谓的问责制失效，“正正被社会看到是不问责的。”
他认为，委任社会领袖调查的作用之一是平息民愤，包括人们对6．12警民冲突被定性为“暴动”觉得不公义，警方清场时的不相称武力，如平射防暴子弹等；又如7．21元朗站白衣人袭击市民一事，成名认为必须要由独立委员会介入，全面了解事件始末，尤其是社会对“警黑勾结”充满疑惧，若当局不肯调查，只会令外界更加猜疑是担心会有幕后指挥的高层人员受牵连。
成名指出，“整个示威活动是有许多基础的，例如贫富悬殊、官商勾结、房价高企，市民均看不到希望，尤其是年轻一代。政府不愿调查，一直不理会问题所在，只会令社会往后日子，（民怨）再一次爆发，甚至爆发得更加剧烈。”
对比1966年骚动 学者︰现今港府大倒退
鉴古知今，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骚乱”的报告书是出自独立调查委员会，事件起承转合都巨细无遗，多方面分析骚动背后的近因远虑、潜在不安。“用回66年标准，现今香港政府根本是大倒退，香港有200万人（上街）表达诉求，同时出现如此强烈的警民对抗，施放百多枚催泪弹，就算没有人提出，政府都应主动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连串事件。”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指出，1966年九龙骚动以及“六七暴动”为香港发展的分水岭，报告书的分析及建议，驱使政府推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
触及“社会撕裂”的最具代表性报告，是《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66年报告》）。当年抗议天星小轮加价引发骚动，时任港督戴麟趾在乱事未完时，已下令按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原来龙去脉，了解参与者动机。报告指出这是一场非有组织的暴动，并以“无犯罪前科”的青年人为主，在结论一章表明是要了解社会的“潜在不安”，探讨社区政策，针砭政府中央集权，缺乏下情上达的机制等。
一份报告成公共行政分水岭
“1966年九龙骚动维持日数并不多，并非政治原因导致，即使参与人数众多、有人绝食，惟当年社会要求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呼声远不及今次高。”钟剑华提到，当年报告书提及，参与者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惟诉求未获回应。政府于是在1968年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在各区设立青年事务主任、新的民政司署分区办事处，并设立咨询委员会。现时约500多个咨询委员会，正正由当年开始办起，“咨询政治”由此而生。“报告对当时的港英政府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有助日后施政和香港发展，是公共行政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反观现今，一连串事件“政治化”，以反对及谴责政府声音为主，民间对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渴求更强烈，要处理的不止警权，更深入的是涉及施政。钟剑华分析，政府今次坚拒成立调查委员会，其一是害怕令警方公信力进一步受挫，以6月12日警方被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为例，成立委员会将对警方造成很大的打击；其二是会揭露策略动机，是否因为政府想以武力尽快清场，让立法会恢复二读，“若这些事情公开的话，政府将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局面。根据表面看到的证据，已经对政府非常不利。”
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回归后五次设委员会查风波 独立调查解港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