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紧急法》遏反修例示威潮？　浅谈六七暴动五次经验

反修例风暴至今未见平息，有传媒早前报道，政府考虑动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处理目前乱局。特首林郑月娥周二（27日）回应提问时，对此不置可否。政界不论建制泛民，对此都反弹颇大，自由党党魁钟国斌担心引用此法可能导致外商撤资，影响甚至较现时示威活动更大；民主党涂谨申则指，动用此法政府权力将大至“无边无际”，可能为本港带来灾难性效果。
事实上，此法确是容许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回归前为总督会同行政局）拍板，将政府权力延伸至接近无限大，绕过立法会订立任何法例。在1967年六七暴动期间，港英政府随事态升温，先后5次引用相关法例扩大政府权力，以便查禁报刊、搜捕左派人士等。
六七暴动纪录片《消失的档案》导演罗恩惠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半世纪前的六七暴动，当时社会有极强烈的恐惧感，相对地期待港英政府出手镇暴，与今日香港的社会气氛，难以相提并论。

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

六七暴动：《紧急法》赋权警方毋须搜查令进行搜查

现时香港法例第241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规定：“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规例的范围可延伸至查禁刊物和通讯设备；逮捕、羁留、驱逐及递解离境；管制贸易和进出口；没收财产等等，过程毋须经过立法会。根据此法订立的罪行，亦可以规定以刑罚及制裁（死刑除外）。

港府对上一次动用此例为1967年六七暴动。当年4月开始的新蒲岗胶花厂工潮，5月开始政治化，并且愈演愈烈。较大型的冲突，包括5月22日的中环花园道事件、6月6日太古船坞暴动、7月8日沙头角枪战等。由7月12日起，冲突中开始出现俗称“土制菠萝”的炸弹，其后暴力事件持续升温。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然包括8月一对小姊弟在北角被炸死，以及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遭烧死。暴动直至当年年底才大致平息。

当时的港督为戴麟趾，港英政府随事态升温，在六七暴动期间根据《紧急法》共颁布了5个紧急法律。主要是扩大警权，容让他们逮捕、搜查、封闭场所、检控工作更为迅速：

“防止煽动性言论”紧急条例（1967年5月24日）

“防止煽动性标语”紧急条例（1967年6月1日）

“防止恐吓”紧急条例（1967年6月24日）

“九项紧急法令”（包括：1. 虚伪报告之散播；2. 检查武器之权力；3. 内庭不公开审讯；4. 启封或封闭屋宇之命令；5. 表明身份；6. 驱散集会之权力；7. 阻碍罪行；8. 集会罪行；9. 破坏罪行。）（1967年7月20日）

“修订一九六七年紧急（主要）规则第四十条条文”，任何获授权人员，不需持有搜查令，可进入屋宇，车辆或船只，搜查任何武器或军火，同时可截查可疑人物；此外，任何人如获悉别人藏有攻击性武器者，须向警方检报（1967年7月22日）。

资料来源：程翔《香港六七暴动始末》

当时在紧急法令之下，警方作了多次的镇压行动，具体例子包括：

1. 查禁报馆、左派据点

当时警方针对左派报章，作过不少封闭及拘捕行动。例如8月9日凌晨，警方封闭了左派报章《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并逮捕了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怀伟、陈艳娟，及承印三份报章的南昌印务公司经理翟暖晖（亦称“三报事件”）。8月15日，警方再拘捕5名分别来自新华社、《文汇报》及《大公报》的记者。

6月8日，警方搜查了左派据点观塘银都戏院，6月14日更吊销其戏院执照，是为香港戏院史上首次。

2. 大举搜捕及检控

在警方大举查禁煽动性言论及标语下，多人被拘捕及控告。据统计，六七暴动期间，共有1,936人被检控。其中，因“藏有煽动性标语”被控者有209人，因“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控者有81人。警方搜查过的可疑单位则有1,281个。

罗恩惠接受《香港01》记者查询时提到，当时有左派电影工作者联会的职工，因为在自己的物业外，张贴《文汇报》及《大公报》关于反港英政府的头版，亦因为紧急法令而被捕，被告大多入狱一年左右。

另外在7月20日条例“加辣”之后，当局被进一步赋予随时驱散集会的权力，三人以上的集结皆可进行驱散甚至拘捕。暴动期间，共465人因“非法集会”被检控。

六七暴动紧急法令资料：

《消失的档案》导演：1967年社会气氛更恐惧　不能与现时相提并论

罗恩惠再补充，六七暴动期间的社会气氛，由5月胶花厂劳资纠纷、东九龙多日骚乱开始，普罗大众已经相当恐惧。6月1日，左派工人于油麻地船排厂，禁锢海事处一名高级主管一天。当时整个社会对左派人士是较为反感。直至7月开始出现炸弹潮，左派将炸弹和汽油弹扔在游乐场、电车等等地方，无差别攻击平民，当时市民连出门都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港英政府当时启动紧急法令，并不断“加辣”条款，社会普遍持较正面态度。

罗恩惠认为，今年的示威浪潮，与当年的社会气氛相差甚远。她提到，虽然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但一般都是扔在自己和警方的防线之间、阻碍警方推进居多；但当年左派人士基本上是要置目标于死地，手段暴力得多。而现时市民在大部分日子，仍然可以自在地外出，而且对示威者有较多理解和同情，与当年社会上的广泛恐惧感分别很大，目前情况难与六七暴动相提并论。她认为，特区政府目前根本没有足够理由再实施《紧急法》。

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郭荣铿：《紧急法》不能凌驾《基本法》

目前情况难以和六七暴动类比的是，1967年的香港，市民的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的法律保障较有限，更未受宪制文件直接保障。但回归后，《基本法》第二十七条列明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第十一条则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第三十九条则列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在香港继续有效。

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接受《香港01》记者查询时表示，在法律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并不能凌驾《ICCPR》及《基本法》。因此，若以《紧急法》，如1967年般限制香港人的自由，以达致所谓的“止暴制乱”，其法理极有机会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