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香港楼奴遍野　反思“全球最自由经济”光环下的奴隶

香港人口约740万，仅占全球千分之一。按理这个小城没有什么“世界之最”可吸引到其余地球人格外的关注。然而，最自由经济体这个衔头却长年印在香港的名片上，或许有人羡慕香港这种荣耀，但活在我城当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香港楼奴有几痛苦？ 13组数字看尽绝望真相　↓↓

11月初，香港公屋联会发表首份“楼奴指数”报告，有关指数反映香港人于住屋上正面对沉重压力，不少港人因楼价、租金高企，未能承担住屋开支，情况已“接近红线”，担忧数字若再上升，社会矛盾将进一步增加。今天的香港人，俨如变成高昂楼价、畸形楼市下的“奴隶”，也就是所谓的“楼奴”。

说来讽刺，香港本来不应该与“奴隶”这个词沾上边。长久以来，不少香港社会精英以至政府高官奉为圭臬的经济学巨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正正批判政府有形之手根本无法做好有效资源配置，最终只会变成奴役人民，只有自由经济才是国计民生的最佳出路。

香港是最自由经济体　港人却困在奴役之路

而香港这个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连续24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连续18年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称冠，堪称自由经济典范的香港，本应是全世界远离“奴隶”这个词最远的地方。只是事实胜于雄辩，自由经济的理论与今时今日香港的现况，显然存在极大的反差，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七十多年前构想的自由经济理想乡，并没有在香港实实在在地出现，从不同的指标来看，不少香港人都被住屋问题所奴役著。

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的调查指出，香港楼价对入息比率为19.4倍，即不吃不喝，也要19.4年才能买得起一个住宅单位，连续8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也就是坊间俗称的“痛苦指数”最高的地区。

深谙自由经济之道的香港地产商，也善于动脑筋，兴建一些普罗大众“负担得来”的房屋，例如近期有一个被称为“龙床盘”的住宅项目，最低售价为285万港元，对比香港人最新的工资中位数16,800港元，即相当于约14年的薪水。而“龙床盘”这个堂皇的名称的由来说来讽刺，是该地产开发商指，即使是皇帝，晚上也只是睡一铺占地有限的龙床而已，以此推销这个只有131平方呎的斗室，这面积跟一个泊车位相若。

只是，不论痛苦指数也好、龙床盘也罢，有能力置业感受一下这种“痛苦”的人，可能已是较幸福──或者更贴切是没那么不幸的一群，因为顶著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桂冠的香港，还有近138万人、即五分之一人活在贫穷线以下，这些无力购买、租住私人住宅单位的低下阶层，唯有申请入住政府的廉租房屋（公屋），但相对于目前逼近27万宗的申请，政府每年落成的新单位只有万余伙，根本是杯水车薪。

138万人活于贫穷线下、21万人蜗居㓥房　说好的自由经济理想乡呢？

不少苦候公屋的基层，更只能入住“㓥房”，即是业主把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间成多个独立的狭小出租房间，这些单位大多坐落日久失修的旧楼，居住环境本来就差强人意。据政府统计，香港有多达21万人居于“㓥房”，其人均居住面积更只有56.5平方呎，比香港监狱单人监仓的80平方呎更加挤逼。

而且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业主如何厘定㓥房租金水平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目前㓥房家庭要把大约四成的收入支付租金。就连负责房屋政策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也曾在探访㓥房家庭后一度眼泛泪光，并语带哽咽地说，这种居住环境，比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还要差。深受“楼奴”之苦的香港人，是如海耶克所说般，早已在自由经济的旗帜带领下，远离了奴役之路？还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的光环下，困于奴役之路上不见尽头？

凡此种种，实在令人不禁反思，所谓的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对香港来说有何实质意义。正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财雄势大的大地产商，可以到处以低价收购农地，再伺机向政府要求改变成发展价值更高的住宅或商业用地。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各大地产商不断买入新界农地作为“长远投资”，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香港四大地产商（恒基、新地、新世界、长实）已合共囤积逾1,000公顷农地（等同10平方里），实质控制的可能更多。别小看10平方里的土地，与香港仅一江之隔、作为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澳门，其主岛澳门半岛，面积才不过9.3平方公里。

相反由政府控制、可能具发展潜力的土地，只剩300多公顷，当局更指不少土地形状不规则，例如是建筑物之间的空隙、后巷，以及公路或其他设施边旁的狭窄地块，未必适合作房屋发展之用，政府纵有增加供应纾解蜗居民困的决心，却落得巧妇难为无米炊之困。

“完美无瑕”的自由经济房屋计划　推港人上楼奴之路

更加吊诡的是，这些问题，正正是过往香港政府近乎原教旨地奉行自由经济主义，才致问题急剧恶化，造成今天难以挽回的困局。在1997年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提出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亦即“八万五”的目标，但其后楼市泡沫爆破，港府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平息民愤，在2002年底，政府推行一系列“大市场、小政府”的房屋、土地政策改革，例如停建由政府资助兴建并用作廉价出售的居屋，促使置业人士投向私人市场；又停止定期拍卖土地，改为由地产商主动提出才会卖地的“勾地”制度，甚至一度酝酿停建公屋，彻彻底底让自由市场主导香港人今后的居住需要。

从贯彻推行自由经济的角度，这一系列的改革可说“完美无瑕”。但现实的结果是，地产商根本没有多少意欲“勾地”，因为自由经济不外乎供求，新增土地供应受限，地产商手上的土地储备、住宅余货，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坐享肥利；公营房屋供应断炊，市民纵无奈也得追逐飙升的私人住宅楼价、租金，加上2008年金融海啸后全球多国印钞救亡，令资产价格特别是变成“稀缺资源”的香港楼房价格升势如脱疆野马；而政府又因为地产商极少“勾地”而停止开拓新土地──避免政府“有形之手”干预土地市场，也造成如今政府闹地荒，无法透过大量增建公营房屋缓解港人蜗居之困的荒谬局面。

这亦形成了一个与海耶克所描绘的相反景象，香港政府以自由经济之名，实际上却是长时间坐视，甚至助长地产商把持香港土地、房屋资源分配的命脉，令地产霸权成为“独裁者”，不少港人要为求片瓦遮头，中产人士要把相当部分的收入“痛苦”地缴付长达25年甚至30年的房贷；买不起房的基层蜗居在狭小而昂贵的私楼甚至㓥房单位；大学生宁可不升职加薪，牺牲事业发展黄金期以符合轮候公屋资格，视成为草根一族入住公屋为“人生胜利”；最近甚至发生有爸爸为省下㓥房租金供养内地妻女，每天屈居租金40元的网吧，终在网吧心脏病发猝死的悲剧。假如自由经济能够带领人民离开奴役之路，又如何解释这些活生生、血淋淋、荒诞、扭曲的“楼奴”现象？

虽然，现届特首林郑月娥以解决本港房屋问题为施政重点，但是，她纵有惠民之心，却仍未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继续以为自由经济是解决房屋问题的法宝，就如她以“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名义，推出公私营合作住屋计划，鼓励持有农地的地产商，主动就更改地积比率、改划土地用途等作建议，但须发展六至七成的公营房屋。

依赖地产商解决蜗居民困　政府与虎谋皮

然而，在自由经济下，商人的本质就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根本没有任何责任为买不起楼、租不起房的人解决住屋问题，也没有任何责任代政府纾解社会对“楼奴”现象的怨气，一如当年的“勾地”制度一样，政府凭甚么相信地产商会突然“大发慈悲”，将房地产生意当作政府的福利事业，为蜗居港人而不是股东谋取最大福祉？

所以必须思考的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个名衔，到底是带来光荣的桂冠？还是一个带来苦楚的荆棘冠冕？又或者，香港政府是否过度盲目地追求原教旨式的自由经济，却忽略了一个有承担的政府必须扛起的责任。

就如经常被拿来和香港比较的新加坡，其政府对于土地、房屋供应高度介入，80%国民居于公营房屋，就连新加坡总统哈莉玛．雅各布（Halimah Yacob），在担任此职前也是居于政府组屋。而新加坡政府在立国之初，便推行《土地征用法》，列明政府有权征收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再按市价向地主赔偿，而这种征地手段，在香港往往被描绘为共产、抄家、剥夺私有产权，令香港的《收回土地条例》俨如法律丛书架上陈封多年的摆设。

新加坡珠玉在前　香港缺的不是土地

惟这就代表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经济吗？至少在国际机构眼中不是如此，虽然新加坡在文首提及的两项自由经济评分，都仅次于香港，但偏偏“私有产权”的分项评分，反而高于香港。背后逻辑很清楚：新加坡政府重视自由营商环境，也重视私有产权，但他们没有将房屋视为自由经济下的单纯商品，土地、房屋更不应成为少数人图利工具。

被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的刘太格早前接受《香港01》专访时，一针见血地道出香港“奴隶”的底因，直指香港所缺乏的根本不是土地：“你们（香港）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把土地拿过来做开发……第一政府拿不到手，第二政府没有规划。没有规划方案，怎么知道什么地方要用地？”

特区政府对于被评为最自由经济体趋之若鹜、每次获评最自由经济体时都大书特书，但“楼奴”现象正好对那些盲目讴歌自由经济万岁的社会精英和政府高官们狠掴一大巴掌。但他们真的不知民间疾苦吗？

当特首也沦为楼奴　教普罗大众何堪

犹记得特首林郑月娥此前接受一个电视台专访，连她也慨叹楼价太贵，她在2016年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打算置业，但她服务政府多年累积的700万元长俸，当时在湾仔区连300方呎单位都买不起，就算再加上积蓄，也只能在远离市区的新界购买一个说不上宽敞的单位，最后更没有买成。而自从她在2017年3月当选特首以来，直至2018年10月，由政府编制的楼价指数再上升了18%，恐怕特首的置业梦也愈来愈难圆。

或许，香港特首的慨叹，折射出歌颂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她，原来也只是云云“楼奴”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