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民建联郑泳舜从深水埗冒起　全因“沙罗曼蛇”？

讲起“沙罗曼蛇”（Salamander），可能有人会想起一只经典电视游戏，而有留意政圈动向的朋友，则可能联想到“杰利蝾螈”（Gerrymander）这名词。十九世纪初期，美国麻州州长杰利将麻州州议会选区重划，保障民主共和党候选人不成比例当选，其中一区被重划后，地图上的形状似蝾螈（salamander），所以政敌将杰利的姓氏（Gerry）与蝾螈的字尾（mander）组合成“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
选举管理委员会周一（23日）公布明年区议会选区分界临时建议，咨询一个月。不论泛民建制，都有现任议员表示受到影响，不过据《香港01》统计，民协、新民主同盟有逾4成现任议员受影响，比例最高，而民主党现任“超级区议员”邝俊宇，更有近半现有选区被划走。故此几日以来，“杰利蝾螈”针对泛民之说甚嚣尘上。
事实上，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选管会有责任按时改划选区分界，法例也有白纸黑字的标准，只不过实际执行起来仍然有“演绎”空间，以致不时出现一些举争议性的选区划界，甚至明显改变该区政治板图，故屡屡惹起质疑。其中，今年凭借3.11补选晋身立法会的民建联政治新星郑泳舜，“间接受益”于当年的选区改划，2007年在南昌北险胜泛民对手，也是“经典案例”之一。

延伸阅读：【区议会选举】128个选区重划分界 元朗17个占最多！

人口安排非硬性规定　选管会有权按“社区独特性”调整

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选管会须检讨区议会选区分界，并就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且须在与上一届区议会一般选举相隔不超过36个月的期间内，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

至于分界的准则，从政策上亦“有规有矩”。法例准则要求每个区议会选区人口，要符合“标准人口基数”（预计总人口除以选区总数，2019年则为16,599人），不应多过或少过基数的25%，在今次的个案，则选区人口应介乎12,449人至20,749人之间（下称“许可幅度”）。

然而，人口数字并非硬性规定，条例同样要求选管会在划定选区时，顾及(1) 社区独特性及地方联系的维持；(2) 有关区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征，例如大小、形状，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发展。

划界按人口分布调整　执行上却“只供参考”

所以在今次的选区划分建议中可以看到，有个别地区由于社区组成、地理位置等比较独特，例如南丫岛和蒲台岛，所以即使两岛的预计人口合共只有6,501人，比标准人口基数低超过六成，仍然成为一个选区；而多个离岛选区如大屿山、逸东邨南、逸东邨北、长洲等，预计人口都超出标准人口基数的三、四成。其他区亦有少数选区不符合许可幅度，例如西贡区的“西贡市中心”、观塘区的“丽港城”等。

换言之，条例上所言的人口安排，实际上只是参考指标，在现实执行上会为选管会留有一定的空间，让其“发挥”。

延伸阅读：【区议会选举】长洲罕有杀议席 剩唯一一席 区议员：我哋好不满

改划有否客观准则受质疑

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需要迁就各区的独特性，每个选区人口在现实上很难做到平均。选管会内部的“工作原则”中，已列明如果选区人口不超出许可幅度，惟超出幅度但有合理理据支持的，分界会尽量维持不变。但选管会没有公开详细说明背后的判断准则为何，而最后重划的选区，往往惹来“杰利蝾螈”之疑。

例如前街工成员、现任葵青区议员黄润达就撰文批评，其现时所属的葵涌邨南（S06）选区，近几年人口并无大幅增长，但在新建议下，葵涌邨春葵楼、夏葵楼、秋葵楼及葵馥苑划入葵兴选区，可是以上楼宇的社区生活配套，都是位于葵涌邨内，与葵兴选区其他楼宇也相隔一个山头。而葵涌邨在新建议下，将会一分为三，分别由葵涌邨北、葵涌邨南以及葵兴3个选区区议员管辖，被指导致居民无所适从。

划界被指未符现实环境　建制泛民皆“中招”

当然，建制派的选区亦有相当影响，如上文提及的长洲，现时两席皆属建制派，但新建议下“二合一”，变相减少一席。新建议下，长洲选区人口比标准人口基数多出31.04%，属“爆标”；而翻查上届数字，“长洲南”和“长洲北”两个选区，人口都比基数少约34%，属“不达标”。

因此外界关注的地方是：到底选管会在决定一个选区人口时，改划之间的客观标准为何，甚至有没有客观标准？而选管会在建议改划选区之前，又有没有充分考虑过不同选区的情况呢？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选管会实际改划选区时有何标准，“杰利蝾螈”等等的政治指控自然有发酵空间。

延伸阅读：【区议会选举】128个重划选区大盘点 民协、新同盟受冲击最大

郑泳舜仕途顺利　选管会11年前“间接相助”有关？

这类区议会选区的划界问题，过往也引起过不少争议。例如2007年的区议会选举，深水埗的选区因应石硖尾邨清拆重建，选管会认为需要改划，整个“南昌东”选区被一分为四，原先的南昌东区议员、属民协的深水埗区议会副主席梁俪，顿时失去根据地。

当时就有质疑指，其实石硖尾邨是分阶段清拆，对原先南昌东的总人口影响未算太大。而该年原南昌东选区拆散并入4个选区后，该4个选区的人口都接近许可幅度的上限。

而从地图可见（见下图），2007年改划选区后，选区划分的形状十分奇怪，“南昌北”的范围越过了整条长沙湾道，“伶伶仃仃”地凸出几幢楼；“南山、大坑东及大坑西”选区，又忽然跨越了整片山地和配水库。

总之客观结果是，失去根据地的梁俪于该届转战“南昌北”空降出选，与该区原有的泛民区议员、民主阵线梁汉华“撞区”。最后梁汉华得624票、梁俪得898票、民建联郑泳舜得912票，以14票之微险胜，成功在深水埗“插旗”。

郑泳舜经此一役，政治前途也愈来愈顺利，先后在2011、2015年的改选中继续连任，今年3月的立法会补选更击败被DQ的前议员姚松炎，成建制派回归以来，首位在立法会补选“单挑”民主派成功的人。

泛民处弱势　稍一改划必挑动神经

因此，选管会划区的准则如何具体落实，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性。有些选区容许人口不符合法定许可幅度，有些选区却不行。而他们最后划出来的选区，不论是过往选举的最终定案，还是2019年选举的初步建议，都有许多属“奇怪组合”。

所以，纵使选管会主席冯骅表明，改划选举分界“不会考虑政治或与法例无关的理由”，现实上也无人能够拿出实质证据指划界涉及政治考虑，但基于选管会划界之后，往往掀动有关地区的政治板图变天，总是容易惹来质疑。

而且，经历由前年起多次的选前DQ，选管会被卷进政治风眼，选举公信力受到考验，泛民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确实又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稍有影响选区组成的改动，特别是涉及一些泛民“票仓”，事必引起反弹，也是可以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