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别后首逢母亲节　任建峰红着眼忆亡母：没有她　没有现在的我

去年10月，中秋过后，那个晚上任建峰怎也忘不了。他和家人还在赶往疗养院的路途上，电话响起，听筒已传来噩耗，说谢燕仪断了气。“小时候，她很喜欢躺在床上装断气来吓我，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她真的断气一刻，那一刻，我脑海中却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任建峰回忆时一度哽咽。
年届四十，执业律师兼议政组织“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是母亲谢燕仪在艰难中将他抚养成人，屋簷下的矛盾却难为外人道；可惜谢燕仪于2013年确诊肺癌，去年 10月离世。自小与母亲饱经风霜的任建峰，面对首个失去母亲的母亲节，始终未能抹去心头一片寒，只能以沉默追忆，“半年来，我不时梦见她，两个人很平淡地闲聊，梦里她很好，没有痛苦”。

依靠

任建峰不忍母亲再受苦难，或许他自孩提时已目睹太多。1986年9月，身形瘦削的谢燕仪带着10岁的任建峰，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与任父相聚，任父却因生意失败被捕入狱。为申请法援，谢燕仪将房产二按，大屋顿成负资产，自己更赔掉半生积蓄。任建峰仍记得那段惶惶终日的岁月：父亲被捕当天，家中只余5澳元，谢燕仪设法筹来保释金，余额刚好买来发霉热狗充饥；后来债主临门滋扰，对方图强行入屋，谢燕仪急得将丈夫推到门外，反锁大门与儿子躲在屋内避祸。

不过，任建峰眼中，谢燕仪绝不薄情。任父坐牢两年多，监狱规定家人只可携带两份报章探监。谢燕仪见看守者不谙中文，偷偷将华文报章中的广告裁走，将每周6份报章砌成两份运进去，每次“剪接”要花上3小时，“她觉得做人要有道义，不可以在对方最无助时抛弃他。可是有时我想，如果监狱规定更严格，她就不用这么辛苦。”

为了儿子，谢燕仪强悍起来，到免税店和六合彩店打工、教厨、任医务所接待，日复日辛勤工作，望还清债务，更望子成龙，“旁人都劝她，让我及早工作帮补家计，她却懒理，认定我是读书材料。”谢燕仪睡前习惯读报、看港剧影带，更爱与儿子聊聊天，诉说工作琐事。谢燕仪没有倒下来，任建峰是唯一原因，但两母子谁是谁的倚靠，却总是说不清。

感染

日夕相处，任建峰处事总有谢燕仪的影子。为了生计，谢燕仪日以继夜工作，任建峰看在眼中，深明金钱重要，大学高峰期兼任讲师及研究助理，每周工作20小时，更在奖学金“利诱”下报读硕士。2001年为了高薪及发展机会，任建峰决定回港考取法律学深造证书（PCLL），至2005年年初终为香港执业律师。

母子俩爱“抱不平”的性格也很相近。当任建峰还是小学生时，谢燕仪已是学校常客。学校规定学生寒冬仍需穿短裤上学，谢燕仪不服，反过来要求男老师“效法”学生，结果学校准许男学生穿长裤上学去。任建峰曾经被老师骂哭，说他像猴子，谢燕仪听说此事，跑到学校要求老师道歉。有老师放产假，学校安排每周换上一位班主任顶替，妈妈要求校方不要把人换来换去。后来谢燕仪在澳大利亚免税店工作时，因目睹上司盗窃而被打压，精神几近崩溃，那时却是大学生任建峰，拉着母亲到工会讨回公道。

二人回港后积极投身社会事务，03年七一游行，任建峰还在犹豫应否上街，谢燕仪反问一句“怕什么”，结果他们一起见证50万人上街壮举。2014年8月，任建峰宣布通过对律师会会长林新强的不信任动议，对着镜头崩溃痛哭后，深夜便收到母亲来电，说自己受到鼓舞，整个人也精神起来。同年，患癌的谢燕仪要求儿子助她登记作占领中环义工，希望在最后岁月为社会运动献身，遗愿之一，是希望港人能够争取真普选。2015年年初，任与法律界人士成立议政组织“法政汇思”任召集人之一。敢言母亲，造就为公义发声的儿子，日子有功，二人才能相辅相成。

双刃

在这秤不离砣的岁月中，紧密的亲子关系却如双刃剑，拿揑不准的母爱容易令人窒息。有些心底话，压在任建峰心头多年不敢说，“一直以来我们的模式是，她是母亲，我是儿子，她全心全意为我，而我要绝对服从”。任建峰说母亲虽外表刚强，但曾受上司打压，弄至精神紧张，内心缺乏安全感。自他组织家庭后，谢燕仪尤其害怕失去儿子，又与媳妇性格南辕北辙，一家人关系崩紧，“太太从事资讯科技，不会花言巧语，而妈从事推销员多年，习惯与说话圆滑的人相处。到我儿子出生后，谈到如何管教便出事”。

尽管任建峰对母子如何闹僵轻描淡写，但终究无法否认它带来的恶果。2012年他饱受情绪困扰，一度有轻生念头，“那时想不通，明明已经熬过最困难的日子，却不懂如何面对母亲，每次见面也很紧张，不想做人”。他听从上司建议，接受心理医生辅导，医生要求约见谢燕仪：“某程度上是与她对质，直接告诉她（某些做法）很影响儿子成长，过去我一直也是听她说，我是‘光绪’，她是‘慈禧’，当然她从没伤害我，但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个独立个体。”会面产生化学作用，二人相处多年却要由零学起。任建峰开始争取与母亲“对等”地位，谢燕仪也努力消化儿子已长大成人的事实。

患病

化解心结非朝夕之事，偏偏2013年谢燕仪确诊末期肺癌，去年4月病况急转直下。8月时，任建峰生日前夕，亲手将母亲送进疗养院。他自觉狠心，“那是沉痛决定，因为你知道送她走，她的生活质素不会改变，进去只是等死，永远离别她的家”。那为何仍要送她走？“她已失去自理能力，加上她英文退化，后父是澳大利亚人不懂粤语，所受压力已到顶，那是别无他法。”

身体被困病榻上，谢燕仪用心眼看得更真。从前不咬弦的媳妇，竟也放下尊严，为自己清理大小二便与洗澡，让她再也无法否定对方的贤淑。任建峰亦珍惜谢燕仪在疗养院的最后岁月，平日上班花两小时来回疗养院，争取午饭时探病十分钟。周末，他与家人买点心探望母亲，重演一家人上茶楼的温馨时光。任建峰于2014年亲撰文章《我老母教仔》，大赞母亲育儿有道，哄得她笑逐颜开，“一般人会在至亲离世后才写，我特意在她还清醒时写的，让她知道，儿子在众人面前称赞她”。

谢燕仪日渐消瘦，至仅余70磅，最后一次回家团聚是去年中秋节，“那是9月尾，她已不太能说话，但那天喂她吃东西，以她当时状况而言胃口算不错”。两星期后，谢燕仪便离世。那夜，任建峰与家人还未赶到疗养院，已从电话传来噩耗，说谢燕仪断了气。任哽咽：“小时候，她很喜欢躺在床上装断气来吓我，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她真的断气一刻，那一刻，我脑海中却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

追忆

谢燕仪离世后，任建峰只顾为她寻找教堂办丧礼，上月底才办妥骨灰位，偿了母亲遗愿。回想前尘往事，他只记得这桩病床边的小事。谢燕仪病入膏肓，总是神志不清、呕吐大作，或厉声呻吟，照顾者压力难当。但每当她稍为清醒过来，总会愧疚说，“儿子呀，我也不想这样，其实我最疼爱的是你”。“她这样说，你会明白，无论两母子怎样改变，有些事是不会变。没有她，我就没有现在。”任建峰红着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