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医学．来稿】外国人相信针灸拔罐，却不认同中医理论？
文：陈裕达（香港及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
上届奥运时，泳手菲比斯背后的拔罐印引起不少讨论，而且菲比斯本人非常受落，认为甚为有效。以致在香港及全球牵起一场“拔罐热”。其实拔罐作为传统中医的治疗手段，在西方、世界以致全球早已风靡一时。（有西方媒体认为菲比斯背后拔罐是可能源于中东地区传统医疗手段hijama，实则不然，hijama是一种wet cupping，主要是先在皮肤表面刺出细微伤口，再用负压抽出瘀血。这疗法其实早在古希腊希波革拉底时代已有记载，却由阿拉伯人发扬光大。这种拔罐其实和中医中的刺络拔罐比较相似，因此难以和菲比斯背后的拔罐印扯上关系）。
但矛盾的是，因为菲比斯用其“玉背”为拔罐卖广告，中医在国外的接受度就会越来越高吗？或许在短期“名人效应”会为这种疗法带来一些客人，但长远而言，笔者并不乐观。
另类疗法是不是一定是安慰剂效应，而主流医学一定是真理？其实不然，在西方医学史上用了二百年之久的水银（Mercury)，后来即被证明是非实证（non-evidence)。以现代科学包装的骗局一直存在，不止是医学、在物理学、工程中也屡见不鲜。如某某发明XX电波治疗仪、能将XX能量转化的能量仪等，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述方法包装的产品、治疗方法，却有无数中外人士被骗；反而应用了数千年的传统医学，却仍然被部分人视为骗局、安慰剂效应，到底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其实最根本一点，就是对该产品背后体制的认可程度。像某某能量治疗器等，背后用的包装，就是一埋建基于现代物理学的物理公式（尽管是错误胡乱引用），但二十一世纪基本上没有人会怀疑物理学理论的真确性。而奠基于生理、病理、解剖的现代医学皆是如此。
但不由得说西方人的怀疑精神比较强，二十世纪，传统建于生理、病理、解剖，辅以现代生物化学知识的医学，就受到“循证医学”的挑战。
循证医学是一种“验证医学”而非新疗法，主要目的是验证那种因循固袭的疗法的真实性，如上文提到水银应用。但循证医学主要是针对某一疗法、某一医疗行为，用统计学和方法学验证，但没有根本推翻整体医疗体系和背后理论。
但对传统医学就不同了。实际上在诸多循证医学当中，中医被“验证”次数是最多，得出来正面例子是最多（当然负面也是最多），也就是说在中医当中、科学家们找到最多有效疗法，同时也有是最多无效疗法。这句论述看似废话，但却是事实。中医发展困局是，主流科学界对背后理论体系不认可。
那么和地缘有何关系呢？
不少外国人非常认同针灸、拔罐的临床疗效，但要运用中医理论解释，人家就不那样认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业界同道，前辈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笔者无意重复，但笔者尝试用地缘，解释这一现象。
根本原因是现代医学，以工业化生产模式为根本，具“普世性”，但中医理论却不具“普世性”。中医是华夏民族历经数千年经验智慧和对人体认识累积的医学理论体系，因此是以古代人生存环境为基础去观察自然环境，而东亚季风带是最适合农耕的地区，因此直至二十世纪前中国人的农耕属性甚重，而中医理论就有甚重的“农本属性”。
以欧亚大陆的整体情况而言，受季风影响、纬度较低的东亚、南亚大陆，甚至包括中南半岛是发展种植业的最好区域，故此也解释到何以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最大农业国，这是因为湿度、温度适合农作物生长。相比之下，位于西风带的西欧地区，所呈现出来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却并不是谷物种植的最好地区。尽管大西洋为其带来了全年湿润多雨的气候特点，但高纬度使得欧洲大陆的气候相较上述三个地缘版块更为寒冷，同时也使得农业生产所需的积温不足。而南欧地区，虽然气温比北欧高，地中海气候特色却是“雨热不同期”，就是雨季并不是夏季，因此大打折扣。
西欧发展农业潜力比不上东亚，但如果要发展畜牧业的话，这种全年湿润的环境所生长出来的牧草，就能够让牲畜获取更多的营养和热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原始印欧人不再受游牧之苦。
很多人误会游牧民族历史、文明程度比不上农业民族，实际上，游牧和农耕在历史上是两种平行的生产方式。
既然受大西洋影响巨大的欧洲地区，最为适合生长的是牧草，且畜牧本身又符合原始印欧人（ancestor of Indo-European)早期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必然采用畜牧而定居这种生活方式了。这样概念，有助厘清我们自幼历史教科书中不是农耕民族就是游牧民族的定义。
从生物学食物链角度来看，畜牧经济和农耕生产本质上没分别，只是在畜牧业社会，人类赖以为生的能量不是直接从农作物获得，而是间接从由进食作物的牲畜上取得，即牲畜通过食用牧草，将之转换为乳制品、肉类供给人类。至于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御寒衣物，农耕社会的人民，固然可以通过种植棉、麻一类植物纤维来获取；依靠畜牧业的部族，也同样可以周期性的从牲畜身上收获毛纺织品。
但在生态学角度，增加一个中间环节，也意味著那些通过光合作用被固定到地球上的热量，最终会被牲畜消耗掉相当部分（energy lost）。换句话说，同样的土地面积，主要依靠种植业生存的地区，人口密度会大于主要依靠畜牧经济的地区。这也是欧洲的人口数量，一直远低于中国、印度的原因所在。这种经济形态的差别，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和欧洲对于“农业”范畴的定性。简单点说，在中国如果说“农业”，所指向的只是种植业（farming）；而在欧洲，农业（agricultural）是包涵畜牧（stock husbandry）、种植（farming）两种经济形态的。
搞清欧洲农业与中国农业的本质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医不能流行于非农本地区非常重要。大家亦开始明白，为什么欧洲人的食谱中有那么乳制品占的比重远比东亚诸族高。事实上，即使是种植技术发达今天，温带海洋性气候最显著的欧洲地区，畜牧经济的比例也依然很高。比如英国的畜牧经济占农业的比重就达到三分之一，而即使是占西欧最大可耕地西欧平原的法国，畜牧业也占第一产业的55%。而德法等西欧大国，亦属如是。
基于历史上生产模式分别，中国文化哲学中一些概念就很难准确地翻译。传统中国哲学，包括医卜星相都建基于农业生产模式。其中最基础是历法。中国古代大部分实用性学问，如医学，所用的历法一种阴阳历，其月的部分是以朔望月为基准确定的，其岁是以回归年为基准确定的。例如节气的制定就是以“中国核心本部”（笔者认为和黄仁宇先生的十五英寸等雨线重合），这些地方虽然各有不同，但大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模式，而且大都能按照传统历法规律。比如在香港、岭南流行的“三伏天灸”，很难在非农业地区解释清楚三伏天含义。因此实在很难翻译并使来自欧洲、中东人们明白“五运六气”、“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背后的含义，这就是中医面临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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