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政府有心求变 创科需向官僚挑战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过去一年，记者采访时听得最多的关键字是“追落后”。政府换届后积极求变，一改多年无为而治的作风。智慧城市联盟主席杨全盛留意到，创科气氛较以往好，“身边好多做传统工业如玩具、家电的朋友，或多或少都转了做创科。有次食饭我们说笑道：如果不做创科，同条咸鱼有咩嘢分别？”联盟的金融科技委员会主席陈家豪则以这句说话总结2017年创科发展: “今年创科总算行前了一步，但仍远远不够。”
在中国内地，支付宝、微信支付早已无孔不入，上星期广州公安部更与微信合作，推出首张微信身份证；新加坡连续五年于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第一，台湾2017年在开放数据方面位居榜首。凡此种种，都证明香港早已落后其他亚洲地区，不过，香港初创企业于2017年已一改之前较为被动的步伐，纷纷加入战场，为改变香港创科的面貌努力。
在创新及科技范畴，香港于2017年可谓有不少变化，其中较注目的是共享单车。在投资推广署牵线下，香港于4月引入首批共享单车Gobee.bike，其后虽引发违泊、乱泊等争议，亦有单车被清走，但亦无阻投资者的意欲，竞争反而愈演愈烈，截至目前为止，除Gobee.bike外，另有五家单车公司在港争夺市场，包括：Hobabike、Locobike、Obike及Ofobike等。
流动支付方面，去年Payme及支付宝香港相继加入市场，触发流动支付大战。以港币结算的“支付宝HK”其后更进军街市、的士和港铁，悄悄改变香港人的支付习惯。
新政府决心求变追落后
社会上经常有声音指出，香港创新科技落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似乎意识到问题所在，上任后破格求变，先后到新加坡、天津、杭州等地参观创科项目，坦言“上任以来在创科范畴中学得最多”，并同意“创新科技可帮助香港解决社会问题，为青年人开拓工作机遇或创业”。其后于10月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以破纪录的逾3,500字交代未来创科发展的方向。当中勾画未来发展的八大范畴，包括增加研发资源、汇聚人才、开放数据等；林郑亦仿效新加坡模式，亲自领导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协调各部门推动创科，尝试打破现有各自为政的官僚局限，反映其求变决心。
“（早几个月宣读《施政报告》时）我们都很surprise（惊喜），政府终于采纳我们多年来的意见。”立法会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认为，林郑月娥创科政策方向正确，亦较梁振英政府积极，不过仍要观望能否突破官僚限制。
相应之下，政府对创科的态度也愈趋开放。金融管理局去年9月，率先宣布七大措施，包括推出快速支付系统、金融科技沙盒2.0、引入虚拟银行等。智慧城市联盟金融科技委员会主席陈家豪认为，金管局的新金融政策对科技公司十分方便，形容态度是180度改变。以金融科技监管聊天室为例，“（现时开发产品）起码有专人回应疑难，有fintech（金融科技）公司留言后五天就获金管局约见。”
《蓝图》铺排混乱 宣传“离地”
林郑月娥积极的态度，亦体现于去年年底（12月15日）公布的《智慧城市蓝图》，比原定2018年第三季提早逾半年。各界欢迎决定，惟对《蓝图》仍有不少意见。记者访问莫乃光当天，对方劈头就指“今次《蓝图》的presentation（呈现方法）完全不行。政府不是无做嘢，而是做了不懂话畀人听。”
政府早前委托顾问公司做了一份232页的报告，详列政府推行智慧城市六大范畴的建议，包括政策现况及挑战、短、中、长期措施、对不同持份者的影响、外国经验、建议可修改的法例等。不过，相比花了500万元撰写的顾问报告，《蓝图》简直叫人失望，莫乃光狠批，“政府班官半年人工也不止500万（元），但人哋建议的内容，两页纸就写完，写得很浅，将重点全部忽略！”
除了报告内容，莫乃光亦认为《蓝图》未有以贴近市民理解能力作出阐释，“作为一份《蓝图》，应该跟大众讲，科技与他们的联系是什么。以医管局大数据分析平台为例，应告诉市民可如何影响他们：是轮候时间缩短了？还是做手术排期更快？《蓝图》完全无写。”
莫指，整个《蓝图》只有三大重点项目，分别是数码个人身份（EID）、多功能智慧灯柱，以及革新政府云端基础设施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一来，这三个项是全新的；二来，只要有了这三项基础建设，其他智慧城市项目都可以发展得更快。”因此铺排上，应将三个项目放在最前，并向大众重点介绍。
少做少错 公务员难提颠覆性创新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创新科技中心主任黄锦辉对政府《蓝图》大体满意，认为《蓝图》可以让香港“追落后”，不过批评欠缺量化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简称KPI）作指导策略性规划。对此，创科局局长杨伟雄曾解释，每个城市路向不同，难有划一指标，须待社会达成共识，否则定死指标难回头。其回应与顾问报告的建议背道而驰，令人失望。
细看《蓝图》，当中大部分内容只是重复《施政报告》提及的措施，并未有太多新建议，莫乃光摇头叹息说，“九成九都是施政报告当中写过，不同的是，施政报告是按部门划分，而《蓝图》按六个项目来分而已。”形容《蓝图》犹如在《施政报告》中“执药般执出来”，只是一份工作报告。
莫乃光认为这个现象与政府僵化的官僚体系有关，“写得出来的项目，一定是通过内部行政程序，必须实牙实齿、有把握落实才会讲。”在这个局限下，政府不敢讲长远愿景，以致《蓝图》未能超越《施政报告》，“如果有个官话：2040年要全面取消汽油车，但未想好具体如何执行，就会有人话：系咪癫㗎？你见（杨伟雄）局长在私人机构入到政府，都畀程序绑手绑脚就知道。”
另一个原因与公务员文化有关。“现行政府体制是reward conformity（奖励服从），而不是reward disruption（奖励颠覆）。”莫乃光解释，现时公务员体制存在一个有序升迁制及退休制度，只要没有行差踏错，就可以准时升迁，因此渐渐形成一种“循规蹈矩、少做少错”的工作文化。在这种制度下，大家往往会“打安全牌”，不敢提出大胆、创新的建议。
“虽然林郑月娥话，要改变采购制度，不要单以价低者得中标。不过到公务员执行时，如果花多了钱，又怕畀审计署审。所以大家采购时，都会维持在符合minimum requirement（最低要求）后，以价低者得的原则中标，因为永远无死错人。这就是公务员。”莫乃光担心，即使林郑月娥锐意推动创科，但或会受官僚体系所囿，难有作为。
共享经济续交白卷
虽然林郑月娥上任后承诺，会为共享经济“拆墙松绑”，但政府现阶段态度十分被动，如消委会去年11月倡议，政府循序渐进开放网约车市场，但运房局却指，要先视乎立法会处理专营的士的结果才作决定，犹如“一盆冷水照头淋”。而《蓝图》亦仅以一句交代，没有具体内容，令人失望。
共享经济是世界潮流，据罗兵咸永道（PwC）2015年发表研究报告估算，共享经济的全球经济效益于2025年将达3,350亿美元（约26,174亿港元）。
不过黄锦辉认为，政府在发展共享经济同时有监管责任，应该思考如何减低对“第三方”的影响。监管共享经济活动是世界各地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要避免不能扼杀其生存空间，为过时法例拆墙松绑，让共享经济在港落地生根。
上文节录自第9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月2日）《政府有心求变 创科需向官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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