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惩教署在囚职训成效有限 更生人士：读嚟都无用

香港犯罪率下降，在囚人士数目在十年来减半，但原来这反令他们失去，在获释前获得有用职业培训的机会。在《香港01》记者采访整理下，发现学术界、社福界都先后诟病惩教署更生工作表现不力，不论在课程类别、程度、数量、安排入读的管理方法以至资源分配等，均不符在囚人士需要，远远脱离职场实况，令获释者重新融入社会沦为空谈。其中令人意外的，是发现在囚者许多时身不由己，想读课程都不能读；曾接受培训者亦难以找到正常工作，险些重投犯罪生涯，不容易返回正途。

惩教更生工作成效不符预期 在囚人士因“赶工”不获培训

今年8月沦为阶下囚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在早前获准保释等候上诉期间，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前往惩教署总部递交意见书，就改善在囚人士待遇、惩教院所设施、在囚进修等方面等提出建议。行动引发社会关注惩教院所协助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会工作的成效，惟经《香港01》记者采访整理，发现培训类别、程度、数量、资源分配等均不符在囚人士需要，甚至有人不获批报读课程。例如59岁前茶楼师傅棠哥（化名）先后在2005年和2008年因接赃及藏有吸毒工罪，被判入狱16个月和44个月，期间均获安排到惩教院所饭堂从事煮食及清洁工作，他获释前曾尝试报读中式厨艺和点心制作的“释前职业训练课程”，希望获得认可资历重投餐饮业，但两次均因为饭堂缺乏人手，所以不获批离开工场修课。

惩教署数字显示，惩教院所收纳成年在囚人士数目由2006年的22,228人，递减近五成至去年的11,980人，而释前职业训练课程名额则由2006年的526个，大增逾七成至去年的1,409个。在囚人数减少，理应人数与课程名额比例收窄，从而增加在囚人士获释前接受职业训练机会，但实际上课程名额自2012年后，便没有实质增长。基督教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总监竺永洪指出，近年惩教院所收纳人数持续下降，间接减少了供应给惩教工业工场及院所设施工作的成年在囚人数；加上修读课程可获辖免部分法定工作时数，变相令狱中劳动力流失加剧，导致他们不获署方批准修读课程、继绩留在工场赶工的情况时有发生。

课程实用性有限 更生人士就业难

能够修读课程也不一定实用。例如更生人士阿驹（化名）年近50岁，曾因运毒及贩毒罪被判监六年，至2012年获释。他入狱前专售摇头丸、冰毒等新兴软性毒品，出狱后未再染指毒品买卖及帮会勾当，现在从事电单车买卖生意。他忆述在获释前约一年，看到监仓告示板上贴有雇员再培训局“电脑概念和键盘操作基础证书”的单张，当时惩教署职员介绍读毕课程后可从事打字员或者文员职位，促使他报读课程学多一些实用技能，待出狱后重新开始。

获释后，阿驹获友人介绍到数间仓务及船运公司面试，形容被雇主问到“口哑哑”，“（雇主）嫌我年纪大、无经验，又说我英文和普通话不流利，难与上级和客人沟通”，最终全部失败，唯有从事散工过活。他苦笑说，出狱初期曾经试过连续一个月没有工开，帮会朋友借机问他有否兴趣继续从事毒品买卖，惟他对记者说：“说实话，我当时差一点就同意了……幸好之后我与朋友创业，收入有保障后，就没了这个想法。”

培训课程兴趣班水平

惩教署自1998年成立更生事务处，为在囚人士提供教育、职业训练及心理辅导等更生服务，以协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其中该署为21岁以下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强制教育和职业训练，而21岁或以上成年在囚人士则须按《监狱规则》规定，每周6天从事洗熨、制衣、印刷、书籍装订、预制混凝土制品等13项工业工作，向政府部门和政府资助机构生产货品及提供服务。

惩教署自2009年与雇员再培训局、建筑业议会、职业训练局及制衣业训练局等多个培训机构合作，优先为剩余3至24个月刑期的成年在囚者，提供全日制或部分时间制的课程。在2017/18年度，该署预计提供40项共1,442个训练课程名额，涵盖建筑、商业、餐饮、零售等多个劳工短缺行业等。不过，翻查本年度课程名单，撇除的士笔试、车缝、机械操作、建筑工艺等各行业认可专业资格课程，大部分均是资历架构一至二级的基础证书课程，认受性属最低级别。

部分课程例如“化妆助理基础证书”、“点心制作员基础证书”和上述阿驹曾修读的“电脑概念和键盘操作基础证书”等，虽然均获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承认，但却不符合教育局辖下跨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能力标准说明》或《通用（基础）能力说明》内，有关各行业从业员的工作技能要求，故不获纳入为认可“能力为本”或“通用能力为本”课程。

社区组织协会组织干事吴卫东批评，惩教署提供课程充其量只是兴趣班或入门理论课程，未必具职场认受性，“课程的资历已经低，又不符合行业现时对于从业员的能力标准。以化妆及点心制作课程为例，更生人士即使学会如何化妆和制作点心，不等于他们能够应付店舖日常行政工作、使用电脑软件管理库存以及与顾客沟通，导致雇主倾向不承认相关资历，无助就业。”

工业工作难成为有用资历

惩教署声称，在囚人士参与有用工作可让精神有所寄托，使院所环境更为安定，以及建立良好工作习惯和责任感，为重投社会作好准备。阿驹忆述，服刑期间曾获安排从事洗熨、制衣及木工等工业工种，其中制衣做得最久，担任“铡布”岗位、用铡刀将布料切开一段段长达四年；出狱后他曾试过申请制衣厂工人的职位，不过遭食闭门羹，慨叹：“我在狱中做了制衣四年，却连工人都不能做，简直是浪费时间！”

浸会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巫伯雄指出，惩教工业至今仍然停留代工生产，只向公营界别负责，仅能培训在囚人士有限工艺方面知识，无助其培养品牌管理、设计和科技应用方面能力，与业界发展趋势脱节，“以制衣业为例，业界早已引入物联网技术实时管理物流，大幅降低库存成本，以及运用3D建模技术提高设计效率，不过惩教工业尚未发展到如此先进，在囚人士没有机会接触，间接导致他们丧失竞争力。”

香港善导会副总干事李淑慧反映，在囚人士在狱中从事行业，有助其发展更专业的技术培训和认证，惟她亦认同现行制度有改进空间，“例如可以就在囚人士个人发展及表现，度身订造培训内容深造，以及为囚期较长人士提供较多元化基础训练”，为重投社会做好准备。

惩教思维侧重“监管” 议员学者促更新

综观惩教署历年资源分配，都是用在管理方面多、在更生工作却少；例如今年4月起的财政年度，政府拨款38.39亿元年度的经常性开支，该署分配予监狱管理，高逾28.05亿元，占部门总开支高达74%，而分配予在囚人士融入社会的开支，只有区区10.34亿元，仅占约26%。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前会长张国柱认为，此开支比例明显失衡，反映该署工作理念仍然以监狱管理为优先，忽视协助在囚人士更生工作。立法会社会福利界议员邵家臻也形容，惩教署工业工作和释前职业训练课程内容，落后欧美国家至少十年，窒碍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会，促尽快进行检讨。

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黄成荣指出，更生人士获释后就业空间大减，失去稳定经济保障，继而加剧因入狱和案底带来的自卑感，最终促使其重新犯罪。他提议，惩教署可将部分由培训机构提供的语言、电脑操作和文书处理等基础证书课程，改组为教化课程，强制规定成年在囚人士在公余时间就读，促进普及教育，以及按时转换工业工种和岗位，再根据工作表现，安排表现良好者，修读相等于资历架构三级或以上的进阶证书或文凭课程，提升职业资历。

惩教署回应《香港01》查询时指，每个院所辖下的工作及职业训练分配委员会会考虑在囚人士的保安背景、剩余刑期、健康状况、相关工作经验、学历、意愿、工作岗位空缺等因素，编配合适工作或职业训练，供其学习品质管理、职业安全等就业通用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日后应用于不同工作范畴，重新融入社会。惩教署又重申，该署是依法安排在囚人士工作，他们之间并没有主雇关系，因此最低工资并不适用于在囚人士。

上文节录自第89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4日），原文标题为《 惩教院所沦为血汗工场 在囚进修路迢迢》，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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