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低端人口”四问北京　现代化城市如何治理？

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外来人口是重要的廉价劳动力，扛下本地人不大愿意从事的工作，无论是早点摊贩、清洁工还是在“高端”互联网经济之下的快递员，这些人在巨型城市中所付出的体力劳动，哪怕稍作停滞，也会令“高端生活”瞬间崩塌。然而他们的付出并未换来对等的权力与权利，在政策的大手之下，他们永远是首当其冲的“多余人口”。
这次北京对“低端人口”的无情逼迁，正是活生生的典型例子。经历过在大城市挣扎求存的人，一时间，人人自危，又人人自嘲，因为最深刻的担忧是：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成为低端一族：在北京，或在香港。
撰文：许祺安

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廉价公寓的一场大火，夺去19条人命。在北京的严冬之下，村内居民因火灾而惊魂未定——他们当中很大部分都是外地往京务工者，他们一时被称为盲流、一时被称为农民工、一时被称为外来人口，而火灾之后，他们一侓成为了“低端人口”。当大火的余烬尚未散去，北京市政府在火灾两日后，便展开了席卷全城的驱逐行动，以所居建筑物有消防隐患为由，向生活在北京底层的居民，进行政策性的变相疏散，把居民强制驱赶到刺骨的西北风中。而其实，早在大兴区大火之前的三个月，都城政府已经强拆了多个市场和临时房屋，逼迫大量外地人离开北京。这是因为，在首都北京，刚刚上任几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正试图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北京”。

北京市委新书记蔡奇试图打造的“新北京”，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布局调整、城市功能疏解来调节北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任何新的愿景在实现的过程都会有代价，但这一次由火灾引发、突然在全城进行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却是十分急遽和强硬的治理手段，反映出中国官员的现代化治理观念不足，缺乏文明社会的人文关怀，因此轰然受到各界质疑和谴责。

北京并不是城市人口过分膨胀的孤例，这是城市化建设的长年问题，积累起来终变成城市病。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使得经济、社会空前发展。北京也不例外，迎来各地的寻梦者。北京外来人口在1995年暴涨，从之前一年的63.2万人，增长近两倍至180.8万人。2011年，常住人口首次突破2,000万，达到2,018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则高达742万，占北京常住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36%。

中国的“城市病”：被遗弃的弱势人口

外来人口带来源源不绝的低廉劳动力，他们大多从事速递、清洁、地盘工等低技术工作，月入只得数千元（人民币），无法应付市区租金。于是，市郊周边的城乡结合地区，成为外来人口的居住首选。在市郊，公寓月租只需千余元，甚至低至数百元。北京这次火灾的大兴，和朝阳等区的五六环地带，就属于上述城乡结合的社区。这类社区林立着服装制造和物流小企业，吸引大量外来人员涌入居住和就业。当地村民乘势加盖房屋，改造成公寓和工业混杂的村镇工业大院，起火公寓正为一例。

一问北京：“低端人口”何以写入政策？

在这起引发全国、香港和外地舆论争议的社会事件中，反映今次事态击中了民众心中柔软的一部分，因为北京政府此次清理的对象是所谓的“低端人口”，即弱势群体。而就是这简单的四个字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陷阱。

有关“低端人口”的描述，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及人口调控方案中都有所提及。仅以北京政府文件为例，在北京房山区和石景山区都先后出现过“清理整治低端人口”的内容。在正式的政府报告文件内，写入“低端人口”这种充满赤裸裸阶层歧视的话语，并且“严格执行”，而在引起口诛笔伐之后又慌忙否认，这令北京政府的公信力，被“低端人口”这四个字打击得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二问北京：粗暴一刀切 是现代治理思维吗？

北京政府所犯的第二个大问题，是用简单粗暴的手段，试图“一劳永逸”的解决他们眼中的问题——“切除”过多人口。这明显是治标难治本，而且恰恰体现了现代化治理思维的缺位。要知道，城市建构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和过程，当中必然存在大量有机而自发的社会组织结构，当中任何调节，都不应离开人文关怀和相应的安排考量。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年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以人为本，理应是包含有这个内容；但这次北京官员却显得与现代化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暴露了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

以这次火灾为例，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事后展开公寓安全清查，做好安全教育，着力推出外地居民安全住房规划，展现出以人为本的一面，相信能够得到社会赞誉。无奈部分官员对于民情的回应和关注，往往流于被动，决策思虑不周，执行欠妥当，结果出了大事才亡羊补牢。而这又反映了为官们亦太习惯于粗暴、打压、封闭的传统处理模式，对文明、对话、开放的现代处理模式或不适或抵触，令事件变得难以收拾。

三问北京：乏回应狂删帖 谈何政治担当？

综观此次事件，北京政府所犯的第三个重大错误，就是无论火灾本身，还是清理“低端人口”引发争议之后，都未作及时、公开的回应，不仅未曾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反而一直试图龟缩在幕后，通过删帖来“解决问题”，这恰恰是一种在政治上没有担当的表现。

说到底，现代化的治理者应当一方面有治理巨大城市问题的魄力，还要有化危为机的能力，懂得通过对负面事件的处理，获取民心及信任。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尚且昏招频出，更遑论在公众眼中素来公信力不足的地方政府。作为首都问责官员，如何在施政细节上抓住重点，为自己加分，便显得更重要。

四问北京：民间NGO何以被叫停

这次发生在北京冬夜的故事，并非全是冰冷的缺乏人情。事发之后，北京的一些公民志愿者自发组织了多个救援网络，为被驱赶的无家难民提供紧急住宿安排和餐饮业的工作岗位。数家位于北京的基督教组织和劳工NGO（非政府组织）伸出援手，但是，民间自发的“救援”行动，竟然被北京政府“叫停”。这让人难以理解，中国政府在面对这些NGO时何以“如临大敌”。

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曾对NGO组织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整顿，目的主要是针对有部分活跃在内地的涉政治类NGO。而将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NGO驱离中国后，目前仍然在华的，应该都是经过官方认定、没有所谓“政治目的”的民间社会组织。但是即使这样，在北京大火这样的社会事件后，当NGO开始扮演政府所缺位的角色时，政府的“管制”之手却再度伸向了NGO。在这里，北京政府已经不能简单的用“失责”的借口来掩盖其行为了。

香港被忽视的“低端人口”

低端人口并非只存在于内地城市和北京。被挤压、剥夺自主选择、迁徙权的弱势群体遍布世界不同国家。在巨型城市病蔓延的当下，弱势群体在权力失衡的城市发展中的生存困境，才是每个人所忧虑的。低端人口不简单等同于“外地人”；低收入、低学历人士亦是其中一种，只是在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语境下，低收入的外地人占比较大，故在今次事件中外地人成为被驱赶的主要群体。为了城市更新、控制资源，大城市往往会用不同方式清理低端人口，这在中国、西方过往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少见。

北京火灾后，很多言论都提到1953年香港的石硖尾大火，这一场大火导致了超过五万民众流离失所，却也间接催生了香港的公共房屋制度。虽则此制度的成因仍旧众说纷纭，但当时的救灾工程仍旧为人称道，满足了灾民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基本需求，而公屋制度亦成为了香港社会政策的基石之一。如何安顿弱势群体，是一个长远而需要魄力的大工程。

上文节录自第89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4日），原文标题为《 “低端人口”四问北京　现代化城市如何治理？》，现题为编辑重拟。

【01周报 · 低端人口】直击北京驱逐现场 被强迁户：我们在低处生活但不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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