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创科】“研究影响”纳入大学拨款计算准则　推动知识转移

政府及私人资金每年花近100亿元推动大学研究，八间资助大学近年年产约2.6万项研究，却没有多少让人见到在现实中能如何应用。本港学界为争取研究拨款，过度侧重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不太重视将科研成果转移到社会应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为改变上述情况，明年初推出以“研究影响”作评审标准的试验基金，鼓励学者将创科成果“落地”。未来“研究影响”更将纳入经常拨款的审批准则中，但能否改变大学现时的科研状况，仍待时间验证。【施政报告2017．前瞻】创科系列 4之4

校长郭位牵线促成合作

现时提及香港具影响力的大学研究，总会联想到水中银（国际）生物科技公司的鱼胚胎毒理测试技术。2008年内地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触动在广州长大、在城市大学主修制造工程及工程管理、副修市场学的陈子翔的神经，“现有的法规及技术停留于只测试三、五种化学物质。如果只测试五个指标，便决定我手上这杯水是否安全，那便是不合理。”

陈子翔认为环境中有上十万种有害物质，但检测仍停留于仅得20%的准确率，会出现漏网之鱼。他发现早已有不少药厂使用鱼胚胎去检测药物，当他得悉城大也有研究院进行相关研究，遂由校长郭位牵线，邀请城大生物医学系教授郑淑娴及其团队，将研发成果 “转基因鲭鳉鱼”及“斑马鱼”胚胎毒理测试技术，转化为商业应用，陈并在2010年创辨了水中银。

可检测多达千种有害物质

鲭鳉鱼胚胎用于检测雌激素内分泌干扰素，将发光蛋白质基因植入转基因鱼体内，转基因鱼胚胎会因应雌激素成分高低，发出不同强度的绿色荧光；斑马鱼与人类致病相关基因拥有高达84%的相似度，用其胚胎测试急性毒理，一旦遇上有害物质，便会出现病变，如头部或尾部出现肿瘤。目前，这两项技术可在一至两天内，同时检测多达千种有害物质。

“生物测试必然会到来，若不用它们测试，那便是由人每天自己做测试。”陈子翔斩钉截铁地说，由检测药品转至应用到食品上固然需要不少技术突破，成功后更需要时间让外界接受，当中涉及面对政府、商界、教育，甚至处理公关，“在商品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及资源使大众、商家接受，成了不少公司的樽颈位。”

在商品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及资源使大众、商家接受，成了不少公司的樽颈位。

拨款机制窒碍科研发展

城大学者的研究如果没有陈子翔灵机一触，可能仍然停留在九龙塘。除了院校欠缺将科研商品化的操作经验外，最大问题是现时大学研究拨款机制，未能鼓励学者将科研成果产品化。创科产业的核心价值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上游主攻创科研究，中游主攻知识及科技转移，下游主攻商品化及市场拓展。政府对创科的投资多属上游，而受惠的单位以高等院校为主，现时香港公共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大学教资会及其辖下的研究资助局。前者按资助学额拨款，规定23%拨款用于研究用途，75%用于教学用途，余下2%则供专业活动用途；后者透过竞逐资助模式发放研究补助金，以研究评审工作（RAE）评核结果分配予各所院校。

在RAE的评审标准中，“研究成果”质素占八成比重，余下两成是来自其他对学术单位的评估。团结香港基金的评论曾指出，于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成为本港学术界的首要目标，大学为确保得到充裕的研究拨款，把发表论文的压力下放到学者身上；至于转移知识去影响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工作，并不太受重视。

2015/16学年八大学部门研究开支

当一个科研“落地”，可能带来巨大影响。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研究）兼化学病理学系系主任卢煜明，在1997年与同事在孕妇的血浆中发现存在胎儿的DNA，已预言这发现将影响产前诊断的发展。2002年他和其团队攻克在孕妇血液中，识别出胎儿DNA的难题，至2007年成功开发出从孕妇血浆检测到唐氏综合症标志物的方法，免却为分析胎儿是否有“不良遗传问题”，要孕妇接受具流产风险的创伤性羊水穿刺。这种无创产前检测已获逾90个国家采用，仅中国每年就有超过100万孕妇接受这项测试。

盖茨青睐港基因筛检技术

卢煜明现时在科学园尚有两间基因研究公司，其中他有份创立的Cirina，今年 5月与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有份投资的美国生命科学公司Grail合并，着手研究肝癌和鼻咽癌检测。该公司8月中公布，透过验血浆DNA，在20,174名参与研究的男子中，找出34名一直无征兆的鼻咽癌患者，让他们得以及早医治。另一公司则与中大医学院临床肿瘤学系教授莫树锦合作，检测肺癌DNA。

明年初首推“研究影响基金”试验计划

政府及大学教资会也开始意识到大学研究产品化的影响，教资会将拨出5,000万元推出“研究影响基金”试验计划，预计12月制定资助资格、拨款机制、申请与评审机制等详情，明年初首次接受申请，借以鼓励大学进行更具影响力的研究，以及与学界以外的持份者更多合作。研资局也会将“研究影响”列入其多个资助计划的评审准则，由2018/19年度起，各项计划申请人可选择在研究建议书中，提供科技转移计划。更大影响是教资会由2020年起的三年期拨款期，也会将“研究影响”纳入研究拨款评审准则，至于所占比重及标准，有待教资会公布。

“研究影响”应计算哪些项目？一般认为可计算学者持有的知识产权数量，以及与工业界联系和有多少研究“落地”，相信这样可提升在大学做实体研究的学者的地位，扩大“官产学研”，而非只写文章投稿到学术期刊。不过就算更多学者从事应用研究，如何能够推动知识转移，将是当局下一步研究项目。

学者忧承担商业风险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谈及现时的研究拨款评审机制，他说：“老师（大学学者）做评估时只会计算论文数量；但在应用研究方面，由于政府没有一个好方法去评核，结果使老师宁愿花时间做基础研究，少花时间在技术转移、应用研究。”他坦言，大学不少人抱着保守心态，以教育为主轴，认为知识转移是“商界的交易”，要承受许多风险，担心“大学是公营机构，不会像商业机构般愿意冒险，（因科研商品化）随时面临失败，但花的却是纳税人的钱。”

上文节录自第80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0月3日），原文题为《拨款评审增“研究影响” 推动科研商品化》，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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