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学判囚】十个公民广场的少年 三子背后那些人的故事
三年前，近百名学生冲入公民广场，引发大批市民声援，间接掀起雨伞运动的浪潮。
“重夺公民广场”未能将学生们心中的“真普选”诉求付诸实现，当年带头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及罗冠聪，亦于日前被判监禁。
三名学生领袖之外，当晚身处公民广场的年轻抗争者们，有些即将大学毕业，有些已经离开校园投身社会。到底当晚他们是怀著怎样的心情以身犯险？今日，面对“双学三子”判囚，压逼力度日益严厉，他们又作何打算，有何反思？
郑奕琳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生 前学民思潮成员
“我以往做的，已对得起香港。”
郑奕琳在学民思潮反国教时期已是“成员”，提到这个身份，语气仍略带自豪。她在雨伞运动期间走上前台，与黄之锋等其他学民成员一同绝食。她称，“我是926冲入公民广场的第一个女孩子。”
“当晚讨论行动时，我也是其中一个建议占领公民广场的成员，当时只是想做一点事，而我们认为公民广场是相对容易占领的地方。当时大家都很天真，某程度上来说是愚蠢。”学民成员在天亮前，全部离开公民广场，她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重夺公民广场前她心知会有法律风险。不过，她没有想到，战友最后会被判监禁。“如果当时知道有可能被判监，还是也会冲，甚至会在公民广场内留得更久才走。”
她对香港的政治现状感失望：“占领时，已觉得很沮丧，不知道前路在哪里。学民的四个诉求，连梁振英下台和重开公民广场都没有达成。大家很迷茫，之后又有本土派、港独冒起，甚至有些人会认同曾俊华这种犬儒思想。”
对于黄之锋、周永康及罗冠聪被判监，她认为“反而令事情有些改变”；“大概法律风险是抗争的必经阶段吧，毕竟对手是强大的政权。”
郑奕琳现已完成大学课程，准备今年毕业，这位小妮子她不仅参与过学生运动，亦曾任梁家杰前议员助理，2016立法会选举时为公民党谭文豪助选。“我在这个圈子已见识了很多，之后想做记者，见识多一点。”她也表示，毕业后，可能不会再冲了，“以前是学生身份，很自由，没有负担”，未来想换个身份做点别的事。“我以往做的，已对得起香港。对于黄之锋他们三个的付出，我也佩服他们。”
Terry 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学生
“如果再发生一次，还是会选择冲入去。”
苏启铭 理工大学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学生
“双学判囚后，大家似乎更加团结了，公民广场的象征意义又更大了。”
Terry考入中大后开始关心基层和社会议题，9.22罢课后与中学旧同学苏启铭一起在公民广场外集会，听到“大台”号召，又看到有人推开公民广场门，就一同冲入广场，但他们强调自己并非“双学的人”。
苏启明也表示，“当时没有想太多，就跟著一起冲了。”9.26当天，罢课已经持续多日，“大家都希望争取公民提名，争取更民主的普选，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做，一看到有行动，谁也不想袖手旁观。”
“当时只是一腔热血，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公民广场原是公民有权表达意见的地方，想把这里变回原本的公民广场。”Terry进入公民广场后，始终与与苏启铭一起，他们没有像双学的人那样坐在广场中心圆圈位置，他形容冲入广场的人其实不多，当时觉得行动失败了，也很担心被拘捕。后来他向警方交出个人资料离开。
说到在公民广内最大的感受，令苏启铭最难忘的画面，是警察围著他们，“恶言相向，眼神凶狠”。在他眼中，警察应是保护市民的，是正义的象征，只有面对罪恶时才会表现严肃的一面，“我们只是进入一个公共空间表达诉求，没有做什么，没想过警察会像对待罪犯那样对我们。”
双学三子被判囚后，Terry现在回想当初冲入公民广场，会有点害怕，“但如果再发生一次，还是会选择冲入去。不会想后果，如果还未做就想后果，肯定什么也做不到。”
他坦言，“雨伞后感到悲观，因为真普选和公民提名的目的没达到，现实就是悲观的，但双学判囚后，大家似乎更加团结了，公民广场的象征意义又更大了”。苏启铭则将雨伞运动不能达成目标，归结于“人数不够”，“不是个个都肯走出来，也不是个个都够胆冲。”但他认为，至少运动也带来了回响，“这算是一个转变，让人知道，有些香港人也是愿意用行动来改变命运的。”对于抗争著被判监禁，他认为“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政权不可能将我们全都拘捕，只要大家都肯出来，就会成功。”
Terry和苏启铭将于明年大学毕业，两人都希望找一份与所读工程学科相关的工作。
Sonia（化名） 浸会大学人文及价创系毕业生
“这场仗是赢不了的，现在连自保都难。”
当年Sonia冲入公民广场时，已是大学4年级生，她16、7岁时已参与社运，一开始时反对“网络二十三条”，9.26之前，也曾加入校内有关政改的关注组。
她并非双学成员，但重夺公民广场前，已知会有行动，“听一些社运前辈说，今晚有饭吃，知道是暗号”，对行动，她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到大台号召冲入公民广场时，仍有些愕然。“当时很多学民仔，我比他们年纪大，总觉得他们是小朋友，看见他们冲，就想要帮手，是很自然的反应。”
回忆起坐在公民广场的一夜，她心有余悸：“冲入去后，是不怕的，公民广场里很多人，又年少气盛。天亮后，才有点后悔，但我仍然留到最后才离开”
她认为重夺公民，乃至伞运，双学的号召很重要，“至少我会觉得，大家有组织，不是X（粗口）做，至少令大家没那么害怕。”
眼见双学三子被判囚，她是否仍会参加社运？他笑言，“现在（参与）已经少了很多，之前还会帮青年新政做义工，但DQ事件后彻底绝望了”；“占领其实已经是晒冷，伞后大家参选，想进入议会，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认为，香港人一直被巨大政权“玩弄”，虽然现在是背弃以前的自己，会感到难受，但她知道“这场仗是赢不了的”。她语气略带委屈，“现在连自保都难”。
Sonia于2015年大学毕业后，曾任职过网媒编辑，但最近被解雇。她之前任职的网媒近日大幅裁员：“公司高层想进军中国市场，不喜欢我们做的故事太本土，把我们全都炒了”。
罗凯盈（阿花） 中文大学文化管理学系学生 前学民思潮成员
“职业完全不会影响我继续参与社运。”
9.26当天是她20岁生日，与几位学民战友吃生日晚餐之际，突然收到通知要开会，赶回去时，大家已决定要行动。她在20岁生日当晚，冲入公民广场。
“坐在公民广场里，反而觉得很安全，反而是外面添美道气氛更紧崩，警方不断喷胡椒喷雾，很担心外面的朋友。”见到许多市民前来支持，加上同日是她的生日，她格外感动，“见到外面有这么多人声援，虽然全世界焦点在圈里，但大家的心在一起，怀著共同理想，外面的人也在努力，只是位置不同。”
两年多过去，看到双学三子判囚，她没有感到悲观：“冲入公民广场是这一代人的一次学习机会，将来不知道会怎样，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和麻木”；“新一代的学生也许会采取更聪明的手法抗争，经历了这一次，大家都learn a lesson，未来只会更加勇敢，更无所畏惧”
阿花毕业后打算全职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现在亦有兼职参与独立艺团的幕后工作，“职业完全不会影响我继续参与社运。”
阿明（化名） 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毕业生
“我还是不要参与太多政治。”
阿明9.26之前一直在罢课，当晚在家吃晚餐后看电视，见到双学冲入公民广场的新闻报导，想起同年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学生冲入立法院后群众在立法院外“反包围”，于是赶去公民广场支援双学。
对双学三子，他不以然，“黄之锋对我的影响ok啦，影响一定有，但主要是自己对整个普选议题的思考。”他觉得冲入公民广场开启整场运动本身，才更重要，“罢课都罢过了，如果不冲入公民广场，整件事就完了”。
雨伞运动爆发后，他也继续参与其中。“有时站在靠前位置，有时就会在后排，只是视乎当时情况。”
数宗社运案的被告遭判囚，他自认对他造成很大冲击，他补充：“现在就连罗冠聪这种走入建制内的抗争者，都可以被DQ，被判监”。
另一个原因是生计，他坦言，以后不会走得太前：“始终都要吃饭……未来抗争的力量会越来越弱，毕竟成本很高，但如果是温和的方式，我都会考虑参与。”
阿明在大学修毕公共政策课程后，任职区议员助理，他正打算兼职读一些音响课程。“我还是不要参与太多政治。”
黄梓甄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学生 前学民思潮成员
“如果退缩，未来的路会更难走。”
虽然是学民成员，但9.26没有冲入公民广场，只是在家看电视才知道事件，之后赶去外围声援。
“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生，当时只是很担心，因为很多战友在公民广场内被困，又不知道警方会有什么行动。”凌晨时，冲入广场的学民成员陆续被允许离开，黄梓欣在添美道逗留到第二日清晨，因要考雅思(IELTS)而离开。
重夺公民广场演变成雨伞运动，928放催泪弹时她亦在场，但她感叹“运动发展到10月时，觉得有些变质，开始少去金钟”。
伞运后不到1年，她退出学民思潮，在中大历来第一支本土庄“星火”担任外务副会长。
双学被判囚，她表示，“抗争的路一直都不乐观，事实证明，无论独立或怎样都好，总之依附政权不会有出路。和理非的路走到尽头，可能是时候改变抗争方式。”
面对未来继续抗争或会被监禁的风险，她明言不会害怕，“如果退缩，未来的路会更难走。”
Leo（化名） 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毕业生
“如果真的加入了纪律部队，到时未必会再出去”
Leo形容自己在9.26当晚看到新闻后，“头也不回就赶去金钟。”
“因为知道有五个同学在公广里，觉得他们有危险；其次就是，公民广场是香港人的地方，一定要拿回来。”到政总外时，看到公民广场里的同学被团团包围，Leo自觉“进去也没有用，当然，我也害怕被拘捕。”
虽然担忧被捕风险，但他表示心中有底线，“就是至少留在外围支持。公民广场里的都是香港人，也是我的同辈，如果就这样走，会很衰仔。”
提及双学三子，他否认是因为他们三个的号召才去广场，“任何人号召，我都会去”。
Leo正在投考纪律部队，已经通过了第二轮面试，只等体检通过后入职。他表示会继续有限度参与社会运动“就算知道会判监，我仍然会去，但只会做后勤的工作，就像伞运期间那样”。再问他如果加入纪律部队，参与社运会否影响他的工作，Leo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真的加入了纪律部队，到时未必会再出去”，他解释，“好像是背弃了理想，但现实归现实。不过，可能有一个位，时机成熟了，我还是会再出去。”
阿锋 中文大学全球研究学系学生
“但他们判监后，我发现大家竟然更团结了，身边的人，就算是一些热狗（属本土派的热血公民支持者）都说要撑他们，反而觉得更加有希望了。”
阿锋在9.26罢课最后一天时，以为入夜后群众就会解散，但当听到号召“重夺公民广场”后，虽然觉得奇怪，但也试图进入广场。可是，想到自己当时还是副学士学生，担心会被捕而影响学业，就停住了脚步。“我们在外面看到不到里面的情况，当时以为公民广场内警察在喷胡椒喷雾，就抛一些樽装水进去，也有帮里面的记者递相机电池，纯粹希望能帮到一点。”
“当晚是希望反包围的，而大家其实也已走出添美道占据了马路，那晚实际上已是占领的开始。”对阿锋来说，他所做的已超出了预期。“本来只是想去声援，没想要占领。”
“很疲倦，很饿，后来有人自发买了些炸鸡、汉堡之类，我也吃了，就心想，无功不受禄，然后越做越多。”阿锋回忆时，也自认觉得很荒谬，“或者只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理由豁出去，自己对香港的民主是有期望的，虽然一直感到无力，但也好想做点什么。”
雨伞运动结束后，他没有看到期望的成果，难免沮丧。“但他们判监后，我发现大家竟然更团结了，身边的人，就算是一些热狗（指属本土派的热血公民支持者）都说要撑他们，反而觉得更加有希望了。”他明言，会再走出来抗争，“我相信香港人只是在等一个机会。”阿锋明年即将毕业，但还没有思考过个人前途。
李梓纶 前学民思潮义工 冲入公民广场时为中学生
“每个人参与社运都需要衡量被捕风险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但我将抗争看得更重。我不怕被捕。”
2014年冲入公民广场时，李梓纶仍在读中学。当时她是学民思潮义工，9.26当晚也参加了决定“重夺公民广场”的会议。对于行动，她并不惧怕，“第一日参加社运，就已有可能被捕的心理准备”。她此前参加过许多次学民思潮的行动，形容自己是“行动派”。
冲入公民广场后，她表示心情很复杂，“看著之锋被擡走，心里不断想，下一步要怎样做？冲入公民广场的作用是什么？”后来，占领运动全面爆发，旺角占领和金钟的情况截然不同，“双学从未去旺角支援，但旺角更多冲突，大家的反抗更强烈。”占领运动仍未结束，她便决定退出学民思潮：“我更认同本土派的理念，你可以说是勇武的路线，抗争不能只是坐著，不还击啊！”她后来又曾加入本土民主前线，不久前才退出。
“双学被判囚，是政权对人民的警告，是对年轻人宣战。但相比起双学三子，更多抗争者是没有法律支援的。”她愤愤不平，虽然承认现时本土派的势头较弱，市民亦较认同以渐进式推动变革，但仍表示会继续参与社运。“每个人参与社运都需要衡量被捕风险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但我将抗争抗看得更重。我不怕被捕。”
李梓纶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同时兼职律师楼文员、主题公园演艺人员和补习社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