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架山照顾者伦常命案｜议员批照顾者政策松散　医护可助转介个案

一名84岁男子周三（27日）被发现倒毙九龙塘笔架山道洋房卧室床上，其71岁妻疑因不照堪顾压力，涉嫌谋杀丈夫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和感到惋惜。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今日（29日）在港台节目指，现时照顾者政策“散散修修”，关爱队工作范围较阔且没有专业知识，建议在医管局著手寻找高危照顾者，询问病人家庭背景问题，并转介医务社工作安排。

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前委员阮淑茵亦指，照顾者专线只能用作即时舒缓情绪，不能深入跟进个案，宜增大覆盖范围及加强宣传。

狄志远：照顾者政策仅提供基本服务　未必配合中产需要

狄志远今日（29日）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照顾者“以老护老”非常普遍及典型， 今次事件令人关注社经地位较高的人士，反映照顾者压力与社经地位、教育水平无关，皆因照顾者要365日、24小时照顾，任何人都难以承受。

他认为，现时照顾者政策“散散修修”，很多措施安排只是以福利角度出发，提供基本服务，中产照顾者未必认识之余，或未必配合到其照顾习惯及需要。他续指，观察到中产人士或会较想自力更生、不愿寻找别人帮手，自尊心比较强，期望大家遇到困难时，不要碍于身份地位，应寻找专业人士帮忙。

他提到，整体而言，政府都有提供支援照顾者的工作，例如关爱队会在社区展开探访照顾者，惟关爱队工作范围较阔，且没有专业知识，政府应考虑做法是否到位及以照顾者为本。

至于如何寻找高危照顾者，他建议可以从医管局著手，因为照顾者必定会去医院，可在护士询问病人过程中，除了解健康问题外，亦可多问家庭背景相关的问题，相信专业人士有能力判断和界定有问题个案，并转介医务社工跟进，相信值得尝试、技术上并不困难。另外，他指房屋署及社福机构也可同时协助。

他提到，照顾者专线“182183”有社工接听电话，紧急服务有相应配套和精神支援，惟目前配套仍然不足够，因社工不能持续帮忙，当照顾者有需要时，专线只会转介去其他机构，未能“由头到尾”跟进一宗个案。他建议，可以成立以照顾者为本的支援中心，以港九新界三个点作尝试，令到服务更为到位；政府亦可以支持私人市场机构，令到中产人士可更易找到服务支援，因应不同类型需求做对应。

照顾者专线只能用作即时舒缓

阮淑茵表示，政府应考虑制定以照顾者为本的政策，目前没有照顾者实质数据，只可靠日常接触去接触相关人士，当政府可取得数据，就可订立服务方向及服务量。

她提到，高危人士包括年老、以老护老需求较大，年长照顾者因本身年纪大、或有长期病，在长期照顾下，身体亦会变差。她续指，不论是否基层人士，照顾者都会认为自己有一定责任照顾家人，当中患认知障碍人士，即使获实质帮手，但因沟通问题，如认不到人、怀疑家人等状况，对照顾者也构成压力。

她认为，照顾者专线只能用作即时舒缓情绪，而不能深入跟进个案，专线宜增大覆盖范围及宣传。她又称，专线最终都要由照顾者主动联络转介的机构，惟“照顾者本身唔容易主动揾人帮手”，当其难得接通热线，又要费力主动找机构及重新沟通，中途或已放弃。

被问到如何估计关爱队成效，她指，若能够积极做或会有成效，惟必须要有训练。她指，即使是“倾偈”都要有目标、有方向，知道如何以不同角度及工具等，了解他们的情绪，单靠聊天未必会有效。她指，政府应制定相关配套，包括有系统地做记录、长期跟进及转介等。

江玉欢：脑退化症政策“塞咗入角落”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表示，去年曾针对脑退化症做过研究报告，认为香港对于脑退化症关注度不足，没有相关的实质具体资料，且会“简单化”问题。

她形容，目前对于脑退化症的政策非常零散，政府不是没有做，而是“塞咗入角落”，没有一些针对性政策。她指，脑退化症没有根治方法，病患者亦见年轻化，故不能轻易带过问题。

被问到“智友医社同行”是否有针对性，她表示，确实有针对性，惟智友医社是因为2017年精神健康检讨报告而制定，至今都已经七年，目前环境变化大，数量仍然不足，且当中需要透过医院转介，覆盖面不足。

她认为，应该要站高一级制定策略，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订立策略及计划。她指，在英国、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等地，每隔五年都会有全面计划，预先制定策略，知道如何投放资源。

至于处理燃眉之急的情况，她认为，可考虑公私营合作模式、或社区家庭医生；同时可作照顾者群体培训，皆因照顾者在病患初期是无从入手，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作出支援，例如设照顾者友好社区、支援小队，目前的关爱队必须要有培训。

她形容现时“乜都未做”、“太多嘢未做”，而服务仍不足够，认为照顾者如此辛苦，需要的是喘息的服务、情绪支援及专业社工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