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专访01侦查组 亲述“放蛇”细节 访问院长有发脾气？
话题电影《白日之下》，以记者工作及揭发残疾院舍黑幕事件为题，自上画以来大受关注，除了故事及一众演员的演出获一致赞好，电影取材的真实新闻，也广受观众争相讨论。电影主要围绕几宗个案，包括剑桥护老院安排老人家在天台冲凉、国宝之家的烧卖饭，还有康桥之家院友离奇死亡及院长涉嫌性侵案，每一宗都震撼耳目，每一宗都令人发指。
就住相关新闻，01娱乐找来当年有份参与报道，两位前《香港01》侦查组记者龙婉琪（龙丸）及采访主任蔡传威（蔡仔）接受访问，细诉当日侦查这几宗新闻的细节，以及与电影情节的差异，而两位更正正是《白日之下》中，余香凝及朱栢谦的角色参考。
场地鸣谢︰G room@K11 MUSEA
院舍问题绝非单一事件
电影《白日之下》，将四宗分别发生在三间护老院的新闻，集结在同一间虚构院舍上，除方便讲故事，亦代表这些不妥善照顾院友的情况，其实俯拾皆是，绝非一句个别事件可解说一切，而几宗事件亦有著微妙的关联。
一切就由2015年，当时在《明报》担任侦查组首席记者的蔡传威的报道开始。“回想过去采访这几个故事时，心中是有不舒服，在《明报》做剑桥护老院（露天集体洗澡）时，同事正如戏中一样，在高位拍下这情景，大家见到都觉得好震撼亦不舒服。”
白日之下｜采访记者现身分享 真实环境比戏中差十倍︰气味好浓烈
2015年新闻业正向网媒发展，开始追求快、即时，蔡仔回想如果事件发生在今天，公司可能要求朝早拍完，下午便要见街，生怕被其他人拍到抢先报道。但由于当日报料人承诺只报料给《明报》，令蔡觉得有时间守一守，再作深入报道。
“记者手执这个故事，一定会想可否做得大一点，发挥更大影响力，我们花时间去了解整个安老业界有没有其他问题，过去社署有没有作出监管？有没有收过关于这院舍的投诉？可有做过巡查？结果如何？有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等等……我想新闻出街，同时去探讨这个议题，我想去影响一个政策，我想去质问政府做过几多工作，而我们是要有弹药在手。”
揭发严重黑工问题
事隔一年，蔡仔来到《香港01》担任侦查组采访主任，与组员商议题目时，大家建议一年过去，不如审视一下香港老人院的状况，有否任何改善？从而揭发院舍有严重黑工问题。龙婉琪︰“其实老人院有不少黑工问题，莫说老人院内保健员与老人家的比例不合理，最大问题是黑工跟老人家鸡同鸭讲，黑工大多只会讲普通话，而公公婆婆不太懂讲和听普通话，又已经口齿不清，需要帮助时都不懂喊帮手，就算懂得叫对方又完全听不懂，于是当年便作出一系列的老人院报道。”
报道见街后带来连锁反应，外界知道记者们都有兴趣发掘这方面的真相，然后陆续收到一些报料，包括第一间的国宝之家事件，院内发生绑手绑脚，甚或是食烧卖饭事件。随后又收到关于康桥之家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短短8个月内有6位院友死亡。龙婉琪︰“就住这些个案，都有跟同事去现看看发生甚么事，了解当时情况，又问及不同机构去引证这件事。”
“放蛇”次数要设上限
在戏中，余香凝饰演的记者角色，靠“放蛇”扮院舍内，一位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当中进行长达个多月的侦查。现实中，龙丸当年都是假扮亲友身份入内，但最大出入应该是潜入的次数与逗留时间。
龙婉琪︰“我们不可能进入院舍太多次，或者逗留很长的时间，每次大约半小时内要完成，同时又以两次为最多的放蛇次数，因为上得多便太突兀，对职员而言同一个家属，不会短时间内探访这么多次，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些时间尽量拍下想看到的事情。”
有观众看过电影，质疑真的这么容易潜入当中扮家属甚或做帮工？或许是大家高估了院舍对院友的重视程度，事实上龙婉琪在放蛇时就发现两大漏洞。“首先是职员人数不足，变相只要我通过第一关，核实到身份后便任我四围观察，其次是与其说记者放蛇能力强，不如说院友们其实好想有外界人士跟他们接触，每当有新面孔出现，他们好自然会围住你，跟你交谈跟你玩，当职员见到这个画面自然放下戒心，而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多余的时间理会你是否在放蛇。”
院长受访给予他回应机会︰我们不是法官
电影中，林保怡饰演涉嫌性侵的院长，竟亲自联络传媒接受访问，希望为自己讨回公道，而这场戏余香凝、朱栢谦都严阵以待，四人招呼他。现实中，蔡仔回忆当年虽然不在现场，但同事们事前同样严阵以待，好想在他口中得到些重要资讯。
蔡传威︰“有人觉得我们会被他利用，他懂得找传媒采访自己，但在我们角度来说，他的说法其实都是新闻。当然我们不是法庭，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是法官，但我们做媒体的，需要呈现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指控，本应都要给他有个恰当的回应。”
戏中余香凝身为记者，面对院长时按不住怒火，气冲冲地以质问形式进行访问，这点蔡仔就觉得纯粹是戏剧效果。“当记者的，其实不会这么随便跟受访者嗌交，即使你有多不喜欢对方，都不会马上介入对话，应尽量让他作出回应。”
有冇为做啱一件事而内疚？
《白日之下》有很多金句对白，其中最令人痛心是余香凝一直自以为做一件最正确的事时，事件最终却带来一个不可预期的结果，院舍被钉牌，全舍80多位院友顿时无家可归，从而内疚不已。直至姜大卫对她说︰“识得拣嘅人唔多，拣得啱就更少，唔好为做啱一件事而内疚。”才得到点点释怀。
这种心情，原来都有在龙丸心中浮现过。“我们全组人的原意，就是想将这间残疾院舍的黑幕，透过文字呈现给大众，呈现给社会，从而给当权者去审视制度问题。当下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有去想自己是否有地方做得不好，但不会因为这结果便去推翻整件事，亦不会觉得我们做这宗新闻是错误的。”
作为主管的蔡仔，就坚信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只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痛楚。“对我来说其实这件事很正常，一间经营得这么差的院舍，被钉牌是一个正常后果，钉牌自然会影响一些无辜的人，但是在这么差的情况下，本身都是应该被取替的，或许是会有不理想的情况出现，但能够揭发这么大的问题出来，长远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三年后仲有冇侦查组？”
电影另一令人反思的两句对白，分别是“三年后有冇侦查组？”“十年后仲有冇记者？”似乎对新闻面对的冲击，有著不可预期的忧虑，而受访的两位前同事，都已转行不再从事媒体工作。虽然二人都有各自的理由，但这是否正正为这句对白，赋上“神预言”的光环？龙婉琪︰“很遗憾今天已不再是记者了2至于三年后，或十年后有没有侦查组记者，我觉得是取决于大众怎去看新闻，愿不愿意投放资金去支持新闻，”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侦查组记者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做很多资料搜集，为不同的故事搜证，当中牵涉大量资金。“若大众不太愿意去支持侦查组记者时，侦查组记者就真的会愈来愈少，所以你问到侦查组的记者，究竟是三年后？五年后？还是十年后？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大众，怎样去看记者这一回事。”
至于蔡仔，他认为现今传媒生态是艰难的，特别是他由全盛时期已入行，那种差别感受至深。“传媒数量少了、记者数量少了、传媒收入下降，令本身记者的编制都可能在收缩，特别是侦查组。”但蔡仔对这没有抱太悲观的想法，更深信自己只是暂时离开记者这个岗位。“换个角度说，有限的空间也有有限的做法，不代表甚么都不做，我也很感激现时还继续在传媒行里，继续努力工作的朋友及同事，也很乐见一些新媒体涌现，大家在这个空间也继续努力，去做不同的报道，社会大众应该要给予他们多一点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