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成功争取同性婚姻非偶然 香港影视灌输比台湾落后20年

撰文: 罗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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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前宣布两年内会修法保障同志婚姻,即将成为首个把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对现今讲求平权的同志族群来说,实在是天大喜讯。正当大家都为这件事庆贺欢腾时,有否想过香港的平权路其实一直停滞不前呢?

香港愈来愈多声音支持同志平权,但反同志也不少。(资料图片)

为何香港不能像台湾一样,在LGBT议题上走前一步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政权问题,政府在这方面支援、教育不足也许是一大因素。但有时去看一些讨论区,或facebook留言,你会发现其实香港很多人仍是不接纳同性恋,而论调仍是停留在不喜欢、呕心、违反自然、人类灭亡,或把同性恋与乱伦、人兽交相提并论的理据上。先不评论所谓的对与错应该怎样划分,其实台湾对同性恋的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影视文化的渲染,而这正正是香港所欠缺的,影视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影响,可以很深远。

李安导演的《囍宴》探讨了在华人社会,同性恋者面对老一辈保守思想的问题。(《囍宴》截图)

台湾自90年代开始,便不时会有一些同性恋的影视节目在不同平台播放,让一般大众能更轻易地了解同性恋,及他们所面对的难题。如1993年李安导演拍的《囍宴》,讲述一对同性恋人为瞒过家人,不惜以假结婚蒙混过关,殊不知洞房花烛夜在酒精的推动下,假结婚的新人竟弄假成真,女方怀了身孕。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结局,家人接受了儿子的性倾向作结。题材在当年算是相当大胆,而且以正面、艰难的形象刻划同性恋者,让更多大众理解到同性恋者的难处。

2006年的《盛夏光年》,男主角张孝全演出广受港台两地欢迎,亦成功引起更多人对同性恋者的关注。

除了《囍宴》外,台湾在这20多年间其实都有很多有关同性恋的电影,当中有到现今大受欢迎的台湾男神张孝全的出道作《盛夏光年》。《盛夏光年》的故事发生于懵懂的中学时期,年青人对性或自己的性取向仍然不甚了解,面对身份上的压抑、感情的难以渲泄,种种情绪集中在三位主角张孝全、张睿家及杨淇之中,最后戏中同性恋者情绪一下子爆发,成为电影的高潮。台湾确实有不少以这类学生、青少年身份描绘同性恋的影视作品,后来还有《女朋友。男朋友》、《刺青》、《带我去远方》等青春同志电影,亦有不少大学的学生作品,都以探究同性恋为主题在网络上流传。这二十年间台湾电影业界对同志的友好,无疑是一种软性的宣传,让更多人理解、接受同性恋者。

《孽子》这类同性恋题材,能够于电视台播出,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是一种大的冲击。(《孽子》剧照)

除电影外,电视对一代人的影响可能更深,因为电视所需的成本更低,一家大小都可以安在家中欣赏。而台湾电视剧对同志这个议题多年来都是非常正面,最经典的一定要数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的《孽子》,电视版颇能表达出白先勇原著的思想与讯息,特别是主角李青与父母之间不能割舍、欲断难断的关系。新公园内的故事与人物很能代表那一代的同性恋者,面对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仿佛自成一国般独立的情况。不论在文学界或是电视界,《孽子》都是一部对同性恋者揭示得很深入到位的作品。除了《孽子》外,白先勇的另一作品《孤恋花》亦被台湾电视台拍成剧集,并以女同性恋者的角度切入。2008年的《艾草》亦揭示了同性恋与家人之间的冲突。近年亦有《同乐会》这些以轻松小品形式,让大家了解同性恋日常的点滴 - 他们与异性恋者无甚大差异。基本上,台湾在二十年前开始,整个影视文化便已逐渐灌输一些有关同志的讯息给大众,让一般人对同志有更多的认识,亦让人们更易于接纳他们所理解的东西。

作为首部以女同性恋者为主题的台湾电视剧,《逆女》深具启发性的意义。

《孽子》以外,2001年更有首部女同志电视剧于台湾播放,《逆女》改编自杜兰修的同名小说。对比起男同性恋者,当时的大众对女同性恋者有更多的不解。因为之前的同志影视侧重男同志比较多。《逆女》描绘的不只是同志的情感与不安,与白先勇的《孽子》一样花了不少笔墨描绘家庭元素,以及同性恋身份与传统家庭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台湾,《逆女》与《孽子》分别是女同志与男同志的代表作。而这套作品的意义在于让台湾人对女同志有更深入的了解。

提起香港同志电影,很多人只能想起《春光乍泄》。

反观香港,若要提一套最有代表性的同志电影,大家都可能会想起《春光乍泄》,但遗憾的是亦只止于《春光乍泄》,很多人也提不出另一套同志电影。事实上,对比台湾,香港以同志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的确不多,除《春光乍泄》外,比较有名的就是关锦鹏《愈快乐愈坠落》、云翔的《安非他命》、《永久居留》,但云翔的作品,题材拍法非大众化,关导亦比从前少了关注同志的作品,对普罗观众的影响始终有限。因此大部分香港人其实很少机会能在大银幕上获得有关同性恋的讯息。

虽然影射同志,但《巴不得妈妈》总算有宣扬接纳多元性别气质的讯息。

而电视剧上,碍于香港一台独大,其实这么多年来TVB也没有一套完全以同性恋议题为重心的电视剧,只有部分剧情或角色牵涉同性恋,而且很多时更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譬如《谈情说案》中马国明曾说:“我宁愿啃猪扒都好过鸳鸯扒!”及“搞基就会牵涉凶案”这种没头没脑又散播恐同情绪的言论,就正正由收视最高的电视台制作而来。大台又常常把同性恋者置于一个夸张地女性化的位置,如《冲啊!瘦薪兵团》或《巴不得妈妈》中的刁生及苏基都是这种类型,但他们到最后都会发现是异性恋,在挖苦同志时却又不堂堂正正以同性恋的身份出现。

即使有何韵诗、黄耀明这些公众人士争取同志平权,但这条路于香港仍是举步维艰。(资料图片)

香港人就是不时被这种意图不明的电视剧薰陶下,往往对同性恋者会有种厌恶或不了解,致使同志平权的路上,除了建制人士及宗教人士重重阻拦外,一般大众在不了解、不查询的情况下就“盲反”同志平权,更使这条路困难重重。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力绝对不容小觑,台湾的平权路上有赖各界的合作,才会有今天的成功与进步。香港想走上如台湾般的路,整个文化风气也需要有所改变,特别是对大众有最直接影响的媒体。现阶段的香港,对同志友好的文化也许还不如20年前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