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伴此城】女孩不坏！梅艳芳信佛热心公益　张国荣离世影响大

被誉为“香港女儿”的梅艳芳，早年以“坏女孩”形象示人，予人前卫不羁之感而惹来社会关注，大热歌曲《坏女孩》曾更被指意识不良“教坏细路”。但随着她信佛后渐渐投身慈善工作，公众形象也随之变得复杂而多面向。文化评论人李展鹏认为，梅艳芳这份社会面向在一般艺人身上少见，尤其显现在她笃信佛教以后，以及好友张国荣骤然离世，令她更进一步积极参与慈善工作，包括成立慈善基金、香港演艺人协会，以及为受沙士影响的家庭筹款等等。
李展鹏在其著作《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分析，即使梅艳芳活跃于公众领域，但这个舞台上的“坏女孩”，始终被传媒强调怀有传统女人“相夫教子”的梦想，而后者所占的新闻篇幅，甚至超过她参与慈善、提携后辈等的豪杰事迹。因此，每当外界提及梅艳芳，总会有前卫但传统的矛盾印象，亦反映本地社会始终对单身女性有保守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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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的内容节录：

踏入九十年代，随著梅艳芳刻意减少工作量，她的公众形象多了一个元素：宗教。她信了佛，不再夜夜笙歌。在1990年7月的《明周》专访中，记者强调她情海浮沉，她则透露信了佛，每晚为朋友、病人，也为中国的前途念经。宗教这元素在她的新闻中占的篇幅很少，但意义特殊。首先，这对应前文所述，有相士曾预言她会出家，而“一个受尽情伤的女人终于皈依我佛”的论述的确符合某种古老的性别想像，而上述的《明周》报导正是以“梅艳芳情海悟悔录”为标题，颇有宗教味道。1993年，杜琪峰执导的《济公》找她客串观音一角，也许并非巧合。一个坏女孩竟然饰演观音，证明她公众形象的极度复杂。到了2000年，她更唱出佛学歌曲《心经》而受好评。

其实，一个26岁女性信佛，又何需动用“情海悟悔而皈依我佛”的修辞？但因为她的身世、脸上的沧桑、成功的事业、前卫的造型、曲折的爱情，令传媒套用戏剧性的框架去诉说她的故事。然而，信了佛的梅艳芳并非看破红尘、不问世事，她自言心怀朋友、病者、家国。换句话说，信佛对她来说不是出世。而且，信了佛的她不但没有减少参与社会，反而因为淡出了舞台而有了更多时间参与慈善及社会工作。

她表示，宗教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1998年4月，她向《明周》透露闲时爱看佛理，不再夜夜笙歌，生活变得正常；回望过去，她道出曾遭遇感情失败、人生起落、被传媒影响、被朋友出卖，“承受的就是男人也承受不来”。记者说她的人生比常人精彩好几百倍，但随即又再叫她谈感情失败及人生遗憾。连系著宗教，传媒呈现了一个经历曲折人生与情感沧桑、终于修心养性的女人。

不过就算信了佛，她的形象仍然刚强。2002年是她入行20周年，《明周》出动作家林燕妮访问她，并用“千山我独行”作标题，巧合地对比著歌曲《孤身走我路》，图中的她则是硬朗的短发造型。她在访问中自比楚留香，林燕妮又强调她是“食客三千”的大姐大。她说自小已是家庭支柱，会反过来保护姐姐，而家中女人都辛苦，男人不用工作，又说自己跟妈妈感情淡薄。内容虽有辛酸，但“千山我独行”的框架令她更像独行大侠，而非孤苦女子。这两者其实是一线之差，可见同一内容如何在不同框架下差异巨大。

2003年4月张国荣去世，《明周》请她细诉两人情谊：“我们手牵著手，共度了很多困难。当我不开心，在房间里哭，他哄我，我便没事了；他不开心，我也会拖住他的手，彼此扶持。” 他们同甘共苦，她交了男友也让他过目。这噩耗为她带来伤痛，也化成助人的力量。几个月之后，她在《明周》表示，张国荣去世令她决心要为香港做事，于是为受沙士影响的家庭筹款，也为香港艺人打进内地市场谋策：“我把我的人、我的心、我的灵魂都交了出来为大家做事。”

到了11月，她得到“《明报周刊》致敬大奖”，得奖原因是她发起“茁壮行动”及举办“1:99音乐会”，为沙士受害家庭筹得2,000多万，被形容为“亲力亲为，心力交瘁”；报导又称，在港片低潮下，她组成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向内地争取对合拍片不设限额，而香港工作人员可占七成，被称赞为“只求付出，不问收获”。

此外，文章还列出她历年善举，包括1993年成立“梅艳芳四海一心基金会”，1995年捐款予东华三院设立“梅艳芳日间长者护理中心”，1996年捐款给玛丽医院成立“梅艳芳骨科手术室”，1999年任香港乐施会的“乐施大使”，亲赴云南探望贫困儿童。跟她在香港演艺人协会共事的刘天兰亲自撰文，赞美她有一颗“big heart”，又列出她2000年发起为台湾“921大地震”筹款的大型活动，于2002年以演艺人协会主席身份发声明谴责有杂志刊登陈宝莲的遗容，并就刘嘉玲裸照事件举行“天地不容”声讨大会。

梅艳芳的公众形象有著一般艺人少有的社会面向，这跟传媒呈现的那个“苦情女人”形成张力，构成这个明星文本的复杂性：她一方面有相夫教子之梦，她的理想人生仿佛是家庭可以满足，而传媒也乐于经营这传统形象；但另一方面，她收徒爱友、热心公益、心怀家国，这形象又比起大多数艺人（包括男艺人）都“公共”得多。她的形象始终在私领域（家庭）及公领域（从演艺圈、社会到家国）之间充满张力。

而这种张力背后的趣味是，相夫教子始终只是梅艳芳以及为她的“幸福”著紧的传媒共享的一个梦——尽管这个梦所占的篇幅在她的新闻中比重最大。然而，怀著这个梦的她在21年的演艺人生中几乎不曾间断地在公众领域活跃：她的歌与电影是有力的性别宣言，她收徒，成立慈善基金，热衷公益活动，当上演艺人协会会长，甚至站在最前线支持民主运动。这个女中豪杰的公众形象占的篇幅不及她的爱情故事，但仍然为那个被过度强调的“传统女人之梦”提供截然不同的论述。当中的复杂性，折射的正是香港性别社会的不同面貌。

作者：李展鹏
爱电影，爱香港，爱流行文化。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英国Sussex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博士，现居澳门，为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新生代》杂志社长、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及《明报》专栏作者。著有《电影的一百种表情》、《旅程瞬间》及《隐形澳门：被忽视的城市与文化》等，编有《最后的蔓珠莎华: 梅艳芳的演艺人生》（卓男合编）。文章见于香港“立场新闻”、台湾“独立评论网”及“关键评论网”等，曾任台湾金马影展奈派克奖、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台湾酷儿影展、中国内地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等影展评审。

出版社：三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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