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之苦 · 上｜食环执法缺人性 小贩无处摆档：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在香港做了小贩67年，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政府却罚我两千多元。”这是来自差不多做了一辈子流动小贩的阿芳姐，有力的质问。立法会选委界议员江玉欢在5月中旬组织了一个小贩会议，会上小贩们共同表达了一个简单诉求：希望执法人员可以对小贩宽容一些些，给他们一个稍微宽松点的谋生环境就好。
“小贩之苦”专题报道上集
不偷不抢竟犯法
“你有什么想讲？你认不认罪？”
“希望可以少罚点钱。”
面对法官的质问，阿芳姐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出口求情，没想到结果竟会因为“驳嘴”而多罚了一百元。和《香港01》讲起在法庭上的遭遇，阿芳姐激动地挥手，实在有太多的“不明白”：她说自己“身家清白”，从小就跟着父母做小贩，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没想到忙活了一辈子，如今却因为“做小贩”而被拉上法庭，成了“有案底”的人。
她直起身，一字一顿地说：“我4岁来香港，现在78岁，做了67年小贩，正经开档‘揾食’。我们都是这样谋生。我不是偷，也不是抢，做小贩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根据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有效小贩牌照数目为5,598个，而当中遭检控被定罪的个案多达1,715宗。参考此前一年的另一组数字，食环署辖下小贩事务队人手编制有2,224人，薪酬开支达到10.3亿元，扫荡行动接近12万次。
食环开心就好了？
“多少次？500次都不止！”被问到被检控的次数，阿芳姐夸张地摇了摇头。罚款数额通常为800、900百元，最多的一次被罚了2,800元，阿芳姐心理很不平衡：“（别人）偷球鞋，罚300元，我们做小贩，（罚）900元！”
在旺角摆摊的符先生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表示，这些年来执法人员已经比较“民主”，早年间还有殴打小贩、暴力执法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罚款金额却越来越高了，以前只是象征性地罚几百元，现在常常一罚就是1,000、2,000元，让小本生意的他们难以承受。被问及对执法人员的期望，符先生只是笑了笑：“他们开心就好啦！”
罚金越来越高，可生意却越来越难做。阿芳姐和符先生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使用“淘宝”等网购平台购物，较少会帮衬小贩的摊位。
“你站在这里看看，有几个人会买？站了那么久，可能就买出几十元，但罚钱都是罚800、900百元。”其中一次采访，是在阿芳姐位于铜锣湾的档口进行的，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一旁未开档的两个摊位，无奈地问：“这样弄得谁还敢摆摊呢？”
小贩也要上厕所
不过，阿芳姐每逢周五和周末仍然会去守着自己的摊位，附近许多熟悉的街坊见到她也都会亲切地和她打招呼。身处陪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档口，阿芳姐笑着向记者介绍起法院检控小贩的情况：“逢礼拜二下午两点半，西九龙法院都会审小贩，你可以去听啦。”
阿芳姐显得轻车熟路，她想了想，又补充说：“西湾河的东区（裁判）法院是上午十点半，至于高等法院，就在金钟。”说完，她为自己的好记性露出一个有点得意的笑容。
为什么小贩总是被罚？对食环署来说，是有些小贩作出了违规行为；但对于小贩而言，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会触碰法律，而每一张罚单背后，或许都有束手无策的苦衷。
今年3月一则新闻曾引发网友热议：94岁持有流动小贩牌照的陈婆婆去解手，将炒栗子的摊档交由亲友看管；她半个小时后回来，炒栗子车已被食环署人员没收，陈婆婆当场坐地痛哭。大家可能难以理解，陈婆婆明明持有牌照，为什么炒栗子车会被没收？
“助手牌照”应扩大
原来，根据《小贩规例》，只有固定摊位小贩可以聘请助手，但流动小贩只能自己经营。暂替陈婆婆看档的亲友，被食环署认定“涉嫌无牌贩卖”，并没收炒栗子车作为呈堂证据。很多网友认为执法人员太不通情理，其他流动小贩也因而感到不安——他们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若有急事要短暂离开，“如何处理摊位”正是相当棘手的难题。
贩售手机壳等用品的阿芳姐正是如此。节假日的铜锣湾人潮涌动，路人要上个洗手间都不容易，更何况上了年纪阿芳姐？她滔滔不绝地说起如厕之难：“老人家嘛，走去商场，来回起码要10几20分钟。就算到了厕所，难道不需要等吗？有时候等20分钟都未必进得去！你星期天去时代广场看一看，很多姐姐（菲佣）排队上厕所，排到了门口。”
旺角也是人潮旺区。符先生每次要就餐、解手或者有事需要短暂离开时，就用布将摊位盖起来：“没办法啦！（这样的话，）一般人就不会来偷东西。”
在江玉欢组织的会议上，小贩们希望可以把《小贩规例》中“助手牌照”的适用范围，从固定摊位小贩扩大至流动小贩，因为流动小贩同样有上厕所、外出用膳的需要。
一收投诉就行动
本身是执业律师的江玉欢，也对条例提出质疑：“难道流动小贩就不用去吃饭、不用喝水、不用上厕所吗？”她会后向《香港01》指出，流动小贩本身比固定小贩更加需要助手，而她也相信，发放助手牌有利于老手带年轻人入行学习，让小贩行业传承下去。
江玉欢提到不久前到访粤港澳大湾区的见闻。她在东莞一个市集上，看到很多年轻人开辆私家车、打开后尾箱，就可以做小贩，而她在市集上“帮衬得很开心”；反观香港的小贩从业者，普遍年事已高，传承面临困境。
除了执法规例过于苛刻，小贩们的另一个烦恼是食环署的执法准则太过随便。他们形容，执法人员是“一有投诉，必有行动”，而最常见被投诉的理由是“阻街”。
符先生在花园街、朗豪坊附近一带摆摊，主要经营手链、银包等饰品，常常因为摆摊地点“太近地铁站出口”，而被执法人员找上麻烦。但他对于“阻街”的罪名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每次摆摊明明都会小心寻找合适地点，保证行人可以顺利通过，而就算真的妨碍到附近的店舖，店东也会找他说理，双方可以自行解决。
处处都不可摆档
事实上，小贩并非唯一活跃在“主要通道、行人络绎不绝的地方”的角色。许多地铁站出口、天桥等人流穿梭的地带，都有不少临时摊档和展示台，用于推广网络或信用卡。那些推广摊位同样占用了街道空间，却不用担心会遭到检控，因为临时推广摊位不属于商贩、没有出售实体物品，所以没有对应的法例可以进行规管。
食环署网页这样解释“对付贩卖活动”的执法策略：“在主要通道、行人络绎不绝的地方（例如使用者众多的行人天桥、港铁铁路线出入口、码头广场、巴士总站、游客区及行人专用区等），以及因贩卖活动而经常被投诉的地方，小贩事务队会致力确保没有小贩贩卖。”也就是说，在人多的通道执法，是食环署的工作指标；然而，在人流量大的地带摆摊，也是小贩生存的商业逻辑。诚然，做生意不能干扰行人的正常通行，但怎样定义“干扰”，怎样平衡行人与小贩的权益，似乎都没有清晰的执法标准。
多位小贩都向《香港01》反映一个问题：执法人员常以“呢度唔可以摆”的命令要求他们离开，但从不回答“边度可以摆”的问题，所以他们往往以为“度度都唔可以摆”。
常被执法人员说是“太近地铁站出口”的符先生，也表示不明白究竟需要离地铁站多少米才不算是“太近”，而每次执法人员收到投诉，都会来要求他搬离甚至罚款，但不会告知他是谁投诉以及为什么投诉。符先生实在无法理解执法人员的逻辑：“发了牌，不就是可以摆摊？但摆摊后又经常不让你摆，真的好矛盾！”
“走鬼档”有出头天
“我很同意这班小贩讲过的一句话：‘小贩可以给一些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基层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空间。’”江玉欢说道。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小贩从街头的摊位逐渐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店铺，甚至成功创业。例如熟为人知的水饺品牌“湾仔码头”，其创办人臧健和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从山东来到香港，以仅余的500元买下木头车和水饺材料，在湾仔码头一带做起了水饺小贩。随着不断改良口味，臧健和的生意越做越大，设立大量厂房，更得到美国知名企业注资而进军国际市场，她也荣获“世界杰出华人”和“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等殊荣。
当然，并非所有小贩都能发展出庞大的生意规模，但从“走鬼档”做到店舖是常见的故事，而凭借自己在街头的辛勤工作扶养子女长大，也几乎是每个小贩背后的故事。
阿芳姐4岁来港，跟着妈妈在街市卖菜，后来转卖衣服和百货，1967年拿到小贩牌照，断断续续做了67年小贩，如今儿女早已成家，孙辈也上了大学，有一个还在英国留学。被问及打算什么时候退休？“我日日都唔想做，但唔做就冇饭食。”阿芳姐说，自己不识字，没有人会请，就算有工也做不来。她做过、酒楼、影视片场，最终还是回归小贩的老本行。“读不成书嘛！你能读到书，学业有成，就有机会啊！”说着说着，阿芳姐指了指在附近几个小贩：“如果你想知道一模一样的（背景），大家都是一样的啦！”
别对基层太苛刻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很多低技术劳工以“家境贫困”为理由申请小贩牌照，希望自食其力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港英政府已把“小贩牌照”视为“社会福利”，强调必须发牌管制，以免影响社会秩序；而1957年出台的小贩报告《Hawkers - A Report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更为往后的小贩政策定下基调：当经济不景，可以放松管制，给予基层谋生之道；当经济繁荣，就严格监管，并逐步取缔。
到了1960年代，小贩行业已经非常旺盛，据说全港有近30万名小贩。但10年后，由于经济迅速增长，港府也随即立例加强监管，划定小贩认可区、把小贩迁入街市、停止发放小贩牌照。至1980年代，市政总署甚至强调家境贫困者应当向社会福利署求助，而非申请小贩牌照，小贩人数不断大幅下降，只剩下约2万人。这实在令人疑惑，港府竟然宁愿让基层市民去“攞综援”，也不愿意善用政策鼓励他们自力更生。
江玉欢小时候也帮着母亲做过小贩，卖过菊花、百合、罗汉果等食材，对小贩议题很有感触。“香港政府对用双手去谋生的基层市民太苛刻，他们不是靠偷靠骗，而是靠自己双手，日晒雨淋去赚钱，怎么可以这样罚他们呢？”她始终相信，作为有为政府，只要管理得当，给小贩留个空间去赚钱谋生，这个行业一定可以再次成为香港独特的文化标记，“不能够因为管理小贩难度大，就不去做、直接取缔，这种施政态度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