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姐姐的价值．二｜雇佣权力不对等 “双赢”变成“俱伤”？
香港外籍家佣的最低工资为4,730元，只有本地家佣的一半，却被视为一种“双赢选择”：从香港角度，能以低廉成本将已婚育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从外佣角度，可以赚取高于本国收入的工资，而且日常住宿有所保障。然而，在现实的雇佣关系当中，最长久的主题是劳雇双方的需求博弈——雇主希望请到既听话又勤劳的外佣，在最大程度上帮助自己分担家务；而外佣则希望遇到既友善又讲理的雇主，能够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安排和薪酬待遇——但最常见的结局是“两败俱伤”。
好雇主遇上坏雇员：
把“工人姐姐”当家人
解雇了在家做了三年半的工人姐姐后，范小姐哭了很久，“像失恋一样。”范小姐今年35岁，与丈夫都在大学任教，孩子出生后，无可避免需要找人料理家务，而那是范小姐聘请的第一个外佣，对方也是第一次来港工作，“很聪明，但是没有用到正道上。”
从招聘到聘用，范小姐花了半年时间，希望找到一个聪明、英语好、反应快的工人，前前后后看了100人。有人明明被她预定了，但后来莫名其妙地失踪；也有人在她稍作犹豫的一天内，就被别人聘请了。最终签订的那位有缘人，范小姐本身是有点保留的，因为对方在来港之前就已欠下不少债务，当时甚至没有钱办理中介手续。打探过后，范小姐才知道“菲佣欠债”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于是便借钱给对方办理手续，成功签约。
三年半里，这位菲佣向范小姐借了10次钱，每一次都是提前预支工资，金额都在1万元左右，而原因都和她老家的事宜相关。家人没有其它收入，她说要盖一个小卖部，让母亲自力更生，于是找范小姐借钱；菲律宾被台风侵袭，灾区受到重创，她又找范小姐借钱。几乎各种理由都找遍了，范小姐也都有求必应，直到有一次菲佣姐姐说父亲生病了，范小姐便要求看看对方留医的照片，但工人姐姐没有回应，也没再提起借钱的事。
有两件事加速了解约。有一天，有人打给范小姐说：“你家菲佣欠钱了。”她向工人姐姐求证，但对方一开始否认，一周后才承认借了一万多元。范小姐跑去与借贷公司吵了一架：“你们不应该把钱借给菲佣，你知道她们没有还款能力！”工人姐姐再三保证没有其他债务，范小姐就帮她偿还了有关债务；但两个星期后，她又收到了追债电话。这下子纸包不住火了，原来自从她聘用了工人姐姐，对方除了向她预支薪水，也持续在外面借钱，一借就是三年。在解约之前，她背负了六万元的外债，还欠了范小姐一万元。
另一件是，范小姐发现工人偷东西。在第二次被告知菲佣欠债后，范小姐打开了从未上锁的首饰柜，而柜子里的10多款首饰早已不翼而飞，涉款约一万多元。菲佣很快就承认是自己把首饰拿去当掉了，然后就一直哭，范小姐也很伤心。她只在客厅装了摄像头，之所以没有装在房间，一方面是比较注重隐私，另一方面是希望能以“朋友”态度对待工人，促使双方长久合作，陪伴孩子成长。逢年过节，或菲佣的孩子生日，范小姐都会给她额外津贴。但朋友一再告诫：“你这种与菲佣做朋友的思想就是错的，菲律宾家佣产业链已经非常成熟，对她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不会对你这个公司产生感情”。
坏雇主遇上好雇员：
过得像在监狱一样
“我的雇主是世界上最好的雇主。”在提到自己的雇主时，Carah总是毫不犹豫地这样说，因为她的雇主从来不会打她骂她，而且不需要她负责全部家务，并且提供令她满足的薪酬待遇。她来港一年多，工余时间会上YouTube分享工作和生活视频，希望将来返回菲律宾后，不会忘记在香港的美好。有些同乡看了影片，便私信向她请教来港工作的途径，说很羡慕她。但Carah会告诉她们，不是所有雇主都很好人，要想清楚再决定。
不是所有雇主都很好人，也不是所有外佣都很“幸运”，包括曾经的Carah。在为这一任雇主工作前，Carah在马来西亚和迪拜都做过家政工作，但不太顺利。
“像在监狱一样。”她这样形容与坏雇主相处的生活。有的雇主去餐厅吃饭时不允许她一起用餐，只能在餐厅外等候，“你知道，这种感觉就像是家中的女仆”她想了想，纠正说道“不，不是女仆，是像狗一样”；还有的生气时就随手打她。她曾经亲眼目睹过雇主殴打同为家佣的朋友，用熨斗去烫她，Carah吓坏了，跑去找中介说要辞职，中介告诉她：“你要么回菲律宾，要么为公司工作。”在不同地方工作过，Carah最喜欢香港，因为在这里遇到了好的雇主，而工作环境也更加自由，不会禁止她们使用手机。
好雇主遇上好雇员：
相处之道是要保留空间
雇主Candy与家中的工人姐姐和睦相处，对方已在她家持续做了六年时间。她在聘请工人之前，做过不少攻略，例如在雇主群组听取“过来人”分享经验、思考应该如何为工人制定更加合理的时间表等等，在碰了两次钉子之后，终于请到一位老实、单纯、善良的外佣。她不介意工人之前没有香港工作经验，也不在乎她的烹饪技巧如何，主要希望对方帮忙照顾小孩。被问及相处之道，Candy表示，要为工人姐姐保留空间、抓大放小，没有必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小的细节不用吹毛求疵，因为人无完人，“就好像要求我既会做饭、又会工作，我也搞不定，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优点就好了。”
Candy也目睹过其他雇主的刻薄。有一次搭地铁，她看到一位大概四五十岁的妇女，带着两个八九岁大的小孩，很大声地责骂站在一旁的工人姐姐，而工人没有反驳，只是反复重申“sorry”，默默接受批评。过了一会儿，他们下车的时候，两个小孩也转过来对着工人说：“你抵死呀！”Candy当时听到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觉得那个雇主教坏了小孩：“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那个工人并没有和你对着干，你这样大庭广众骂工人已经很没有素质，更何况工人本就处于弱势了，你们一家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外佣关注团体Help for Domestic help的个案经理Rachel评价道：“工人姐姐的生活好像玩俄罗斯轮盘，运气好就会抽到好背景（的雇主），运气不好就抽到坏背景（的雇主）。”她希望监管部门在审批外佣签证时，同样需要审核雇主有没有不良记录。
雇佣像玩“俄罗斯轮盘”：
两者关系存在必然矛盾？
原来，“双赢”的前提取决于“俄罗斯轮盘”的结果，只有当好雇主遇上了好雇员，才可能出现好局面。可是，外佣行业的性质，似乎必然存在着某种矛盾。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家乐解释说，外佣是很特别的行业，平时我们的工作只会见到彼此在办公室里的样子，但是外佣住在雇主家中，雇主会看到她私下的穿着和行为。有的雇主看到外佣休假外出时穿得少，就会觉得很不应该；但雇主可能在家里也穿得很少，却认定那是私人场域，所以不以为然；可是，那恰恰也是外佣的工作场所。
张家乐认为，很多雇主无法准确拿捏与外佣的关系，分不清究竟是雇佣还是家人关系。他举例说，如果把外佣当成家庭成员，适逢工人姐姐的假期，当你的家庭遇到问题，譬如你的丈夫、孩子都生病了，能否要求外佣销假工作？你可能觉得她是家庭成员，应该帮忙，但是外佣可能认为自己只是雇员，周日理应放假，不解为何你病了我要工作。
香港外佣政策推行超过50年，市场供需和雇佣关系早已发生许多变化，但外佣政策却鲜有更新调整。张家乐指出，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过去香港只有中产以上家庭才会聘请这类全职留宿的外籍家庭佣工，但现在很多双职家庭无法同时兼顾工作与育儿，对外佣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当中包括不少生活不算富裕的普通家庭——而他们的家庭收入本就掹掹紧，居住环境也相当窄，所能提供给外佣的生活条件和薪酬待遇也大不如前，亦更容易衍生诸如上述那种无法区分私人场所和工作场景的混乱，就更难拿捏雇佣关系。
如何才能达致“双赢”：
提高门槛还是提供支援？
香港目前对外佣雇主的要求是家庭入息不少于每月1.5万元港币，以及必须为外佣提供“合适和有合理隐私”的地方住宿。但张家乐说，这些要求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有关条文存在很宽阔的演绎空间，很多外佣基本上没有独立的房间。“这些家庭投诉的内容，很多是抱怨自己的外佣很懒惰，整天不做事，但他们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并没有给予外佣一个私人空间，那她们要在哪里休息呢？总不能24个小时工作吧？所以她们就在客厅或者厨房（休息）。那雇主又会觉得，你怎么整天在厨房呆着却不做事。”
不过，如果提高聘请外佣的收入门槛，又会导致很多依赖外佣的家庭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应该怎样才能达致真正的“双赢”——既为有需要的雇主分担家务，又令有心做的外佣享受有尊严的工作待遇？如果为中低收入家庭提多更多选择，例如增加托儿服务，推出更多职场家庭友善措施，令父母有更多时间照顾子女，能否减轻对外佣的需求？
范小姐目前已经重新聘请了一位已有八年本地工作经验的菲佣。但有了上一次被借钱、被偷钱的教训，她开始锁上房门，并且明确告知菲佣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给她预支工资，也不再与菲佣分享他们的家庭时光。然而，新的外佣和新的管理策略还是带来了新的烦恼，范小姐说，常常吩咐外佣后，对方却像没听到一样。有一次范小姐一家人要去日本旅游，多次叮嘱菲佣不许外人进入家中，就算有朋友到访，也应先通知范小姐；结果在出发前一天，菲佣仍然在就在没有告知范小姐的情况下，招呼友人到家中作客。还有一次，她表明孩子还小，不能吃太多酱油，结果当天的饭菜比平日的还要黑。
不过，范小姐没有考虑过放弃聘用外佣。一是因为工人没有犯下如偷窃等“原则性错误”；二是在香港聘用外佣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香港职场对待女性算是非常友好，而外佣正好帮助职业女性分担很多家庭工作。“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一个家庭里面有男性和女性，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工作仍是由女性来完成的。与其说菲佣帮助了男主人，某种程度上她帮得更多的是女主人。”范小姐的丈夫也会帮忙做家务、照顾小孩、管理菲佣，但有时这种参与“反而是一笔负担”，因为大家各有己见，双方未必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