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以香港为方法(四)｜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

【导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为国家与香港的关系提出了宏大的叙述，从全面、透彻、具可持续性认识的视角，站在现代文明和全球化视域为香港寻找适切的身份。强教授从数百年世界历史的全域出发，找到香港问题的深层次解读，将香港议题的传统构图，由区域性扩充套件为整体，由短期现象延伸到历史全貌，由被动换位为主动，将香港、中国、世界串联起来，将经验、文化、历史、文明作为一体来审视。他认为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障碍是过时的世界秩序，国际地缘结构中的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视为威胁，但自私和霸道的权力逻辑难以持续，甚至伤害到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香港的历史解构了两种论述之间的关系，为实现更深刻的摸索提供了素材。作为“边疆”的香港，除了对作为中心的内地提供创想和刺激，还要参与到作为“边疆”的中国，向曾经作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全球性改革的要求。

作为变局的枢纽，香港一直困惑于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强世功的文章对如何在新格局中开辟更宽广的道路给予很好的提示。我强力推荐大家耐心读完文章，既可以思考香港发展的脉络，更可以用全新的视域认识中国在世界未来的角色。如果香港曾经是“海外游子”，今天就应该以主人的身份，与国家一道为推动现代文明及新型全球化进行正规化转换的改革。这并非不可思议，香港人更不该妄自菲薄，而是应该从曾经发生的迷茫、冲突、衰落、反思中振作起来，重构对历史的论述，为香港和国家做出另一番事业。“一国两制”不只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手段，它是将历史的偶然融入新规律的方法论，用历史的能动化解历史中的突变，继续培育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于品海）

在关于香港的主流论述中，经常出现“香港问题”这个表述，以至于在不少人的论述中，香港这个“海外游子”在回归之后似乎变成了一个顽劣淘气的“问题儿童”。这种将香港作为“问题”（problem）的思考方式，显然是从中心视角看边疆。假如从边疆的视角看中心，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想收回香港，但因为邱吉尔不答应也就无能为力。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香港人民群众翘首盼红旗，可大军勒马罗湖边境，要香港人民群众做好被殖民压迫的“长期打算”。刚说好要“长期打算”，又突然要求展开革命斗争，将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运动推向全球，然而在革命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却回过头来批评香港左派冒险的盲动主义。香港好不容易熬过艰难岁月变成了“亚洲四小龙”，成为“会下金蛋的鹅”，然后则有了“一国两制”。香港人希望“民主回归”，但中央提出“港人治港”，将香港人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身份变为一种政治身份。基本法是中央主导起草的，无论“双普选”还是国家安全立法都是基本法载明的。既然基本法规定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基本不变，那就意味着香港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来运作，竞争性选举、司法覆核和言论自由都已成为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

可见，香港边疆的历史和今天的模样主要是由中西两个文明中心的力量塑造的。“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中央治港出现问题首先应当反求诸己。文明冲突与互动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属于自然规律。因此，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而是心在动。如果说存在什么“香港问题”，那也不是“香港的问题”，不过是“发生在香港的问题”，那与其说是香港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病症或许在香港，但病根却在全球文明之间的互动。我们唯有反求诸己，理解中心与边缘的文质互动对中国文明的塑造意义，才能真正读懂香港“人心”，才能理解香港人的话语言说中隐含的“无言的忧怨”。

对改革开放这一代人而言，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曾经是心目中的圣地，而对于中国崛起的一代人而言，香港则变成日益普通平庸的地方性城市，需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来寻找自己的出路。从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面对香港的自卑，到中国崛起后内地人对香港的傲慢，这种态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未能在观念上和理论上处理好中心与边缘的有机关系，始终从中心的角度看边疆，以至于形成居于中心即傲慢，落入边缘而自卑的心态。

从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面对香港的自卑，到中国崛起后内地人对香港的傲慢，这种态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未能在观念上和理论上处理好中心与边缘的有机关系，始终从中心的角度看边疆，以至于形成居于中心即傲慢，落入边缘而自卑的心态。

由此，我们发现“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与“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断裂。“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以及中央对港方针政策高度重视香港，始终将香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思考。然而，在“一国两制”的主流观念理论表述中，要么基于民族国家理论，要么基于文明自我中心主义，始终是以国家中心为尺度来提出香港“问题”，以“一国”中心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待“两制”下香港边疆的资本主义，从而不断批评、指责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无论是两制冲突，还是人心回归，始终将香港对中心的偏离看作“问题”，将其看作有待克服和解决的消极因素，要么认为等待“五十年之后”应采取“一国一制”，要么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丧失了示范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显然不符合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定位和长远发展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一国两制”将“长期保持不变”，提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优势，不仅是对处于焦虑中的香港人讲的，更是对所有持上述观念和理论的中央治港决策者乃至所有内地人讲的。

可见，要形成一种与“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和文化，就必须秉持一种“跨文明”的视角，“以边疆为方法”。文明自我中心主义者将边疆理解为消极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封闭、傲慢、批评乃至整合同化的冲动，强调将香港融入内地秩序中；而以边疆为中心的“跨文明”视野将边疆理解为积极能动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尊重、理解、包容乃至学习融合的努力。这两种对待边疆问题的不同理论态度和视角导致我们对“一国两制”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解，究竟是社会主义的“一国”外加资本主义的港澳台，还是内地社会主义和港澳台资本主义共同建构为“一国”？这两种理论想像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正在建构中的“一国”的政治想像，即“一国两制”中作为根基和基础的“一国”只是内地社会主义的“小中国”，还是包容台港澳边疆资本主义体系在内的“大中国”，甚至要包括对海外华人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的“大中华”。当年，国共内战时期，面对北方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围绕定都南北的讨论就形成共产党的包容西北边疆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在内的“大中国”论述，与国民党在新的华夷之辨下形成的民族主义的“小中国”论述。而今天，面对台港澳新边疆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思考方法、理论建构究竟是以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小中国”想像，还是基于文明秩序建构和容纳吸收资本主义乃至全球发展的“大中华”想像？

两种对待边疆问题的不同理论态度和视角导致我们对“一国两制”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解，究竟是社会主义的“一国”外加资本主义的港澳台，还是内地社会主义和港澳台资本主义共同建构为“一国”？

如果从“大中国”的想像看，香港作为边疆显然不是“问题”（problem），反而是我们思考“问题”（issue）的“方法”，即在“跨文明”的背景下思考香港作为新边疆既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视窗”，同样也是中国向外拓展输出的“跳板”，曾经向外输出革命，现在正在向外输出商品和货币，未来当然可以向外输出思想和文化。因此，讲香港问题不反思中国问题，那是没有脑子；讲中国崛起不思量香港贡献，那是没有良心。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借助香港的“一国两制”学会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今随着“一国两制”进入新时代，伴随中国崛起和中美全球竞争这百年大变局的到来，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学会驾驭全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舆论环境下掌握国际话语权，无疑成为中国崛起必须完成的必修课。由此，香港的竞争性选举、普通法体系和司法覆核制度以及自由传媒体制并非作为“问题”（problem）的“负资产”，反而应当成为中国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文教体系的训练基地，成为对海外华人开展“大统战”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以边疆为方法”，还是具体讲“以香港为方法”，人们都会想到柯文（Paul A.Cohen）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或沟口雄三提出的“以中国为方法”。的确，“以中国为方法”主要强调中国领土的广阔性，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建构的复杂性，从而以中国为常态来回应“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中国的裁剪。然而，笔者在此提出的“以边疆为方法”或“以香港为方法”，重点在于强调在“跨文明”视角下关注中国文明演变乃至全球文明格局中边疆与中心之间的质文互动。19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现代文明秩序开始成型，然而，无论是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运动，还是今天中国的崛起，实际上都是边疆地带对文明中心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秩序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腐败、堕落和停滞，才为中国文明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会，而如何在全球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有益要素的基础上，建构面向人类未来的、更美好的文明新形态，无疑是中国文明崛起所必须承担的历史天命。

讲香港问题不反思中国问题，那是没有脑子；讲中国崛起不思量香港贡献，那是没有良心......香港的竞争性选举、普通法体系和司法覆核制度以及自由传媒体制并非作为“问题”的“负资产”，反而应当成为中国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文教体系的训练基地，成为对海外华人开展“大统战”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本文源自《“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作者强世功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北大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及北大港澳研究院副院长。文章原刊于《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香港01获作者授权全文转载，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先生提供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