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以香港为方法(二)｜回望帝国与文明：“跨文明”的视野

【导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为国家与香港的关系提出了宏大的叙述，从全面、透彻、具可持续性认识的视角，站在现代文明和全球化视域为香港寻找适切的身份。强教授从数百年世界历史的全域出发，找到香港问题的深层次解读，将香港议题的传统构图，由区域性扩充套件为整体，由短期现象延伸到历史全貌，由被动换位为主动，将香港、中国、世界串联起来，将经验、文化、历史、文明作为一体来审视。他认为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障碍是过时的世界秩序，国际地缘结构中的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视为威胁，但自私和霸道的权力逻辑难以持续，甚至伤害到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香港的历史解构了两种论述之间的关系，为实现更深刻的摸索提供了素材。作为“边疆”的香港，除了对作为中心的内地提供创想和刺激，还要参与到作为“边疆”的中国，向曾经作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全球性改革的要求。

作为变局的枢纽，香港一直困惑于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强世功的文章对如何在新格局中开辟更宽广的道路给予很好的提示。我强力推荐大家耐心读完文章，既可以思考香港发展的脉络，更可以用全新的视域认识中国在世界未来的角色。如果香港曾经是“海外游子”，今天就应该以主人的身份，与国家一道为推动现代文明及新型全球化进行正规化转换的改革。这并非不可思议，香港人更不该妄自菲薄，而是应该从曾经发生的迷茫、冲突、衰落、反思中振作起来，重构对历史的论述，为香港和国家做出另一番事业。“一国两制”不只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手段，它是将历史的偶然融入新规律的方法论，用历史的能动化解历史中的突变，继续培育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于品海）

香港“去殖民化”问题引发了“一国两制”内在的文化矛盾，如何消化冷战的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遗产成为“一国两制”未来发展的关键。从法学理论看，“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主权建构理论，然而，不同于西方理论建构出来的均质性主权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内涵文明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内在地包含着中心与边疆的复杂关系，形成“一国多制”的天下格局，这种宪制结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帝国”。

（一）从西北大陆旧边疆到东南海洋新边疆

从帝国的理论视角看，每一种帝国建构都隐含着一种文明建构，而每一种文明的形成又必须借助帝国的政治力量。如果说“文化政治”侧重于“帝国—文明”正规化中的“文明”向度，那么“统治政治”则侧重于“帝国—文明”正规化中的“帝国”向度。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匙”或“方法”，恰恰是因为处在中西方文明秩序互动的边疆地带。唯有从边疆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帝国或文明的中心，同样，唯有基于这种“跨文明”或“跨帝国”的宏观理论视角，边疆问题才会从边缘问题转化为中心问题。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匙”或“方法”，恰恰是因为处在中西方文明秩序互动的边疆地带。

从全球地理空间看，香港地处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说的“内新月地带”与外新月（岛屿）地带或东亚大陆边缘地带与海洋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上，处在中国大陆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南洋世界乃至西洋世界沟通的要道上。古代中国的华夏中原向江南扩充套件形成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而在这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区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这些地区也成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这个“中国”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心地带属于“小中国”或“核心中国”地区。围绕这个中心地区会形成两个边疆地带。首先是春秋战国以来，为应对西北高原和大草原上马背民族游牧生活方式的冲击，历史上围绕“长城地带”形成了西北边疆；其次就是宋明以来，特别是晚清以来，为应对海洋民族以商船炮舰为代表的工商业生活方式的冲击，又围绕琉球、台港澳以及南洋地区形成了东南新边疆。我们唯有从西北大陆边疆、中心华夏核心区与东南海洋边疆的三分地理格局及其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这三种文明的互动关系中，才能理解中国的历史演化与命运兴衰。如果说“长城地带”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演化的钥匙，那么台港澳代表的东南海洋新边疆则隐含了近代中国命运的秘密。

人类文明是从简单文明系统向越来越复杂文明系统演化的。文明系统越来越复杂，文明所建构的帝国体系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建构起的帝国空间也越来越庞大，以至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农耕时代的“区域性文明帝国”（比如儒教文明帝国、印度教文明帝国、伊斯兰教文明帝国、基督教文明帝国等）向现代工商业时代的“世界帝国”（现代文明）的演化。农耕时代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分布在不同的大陆空间中，而唯有工商业文明通过海洋将整个世界连线起来建构为世界帝国。正因为人类文明发展根据不同建构能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以至于后者对前者构成降维打击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早期游牧文明虽然依靠大陆心脏地带的广阔草原和骑兵的机动性、冲击性对大陆边缘地带的农耕文明构成巨大军事压力和冲击，但这些边疆游牧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不得不接受农耕民族创建起来的更高、更复杂的文明体系，推动中原农耕文明不断向边疆游牧地区扩张，由此围绕长城形成了文明融合和文明扩张的缓慢移动的边疆。因此，恰恰是蒙古族和满族两个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才将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疆的“长城地带”纳入中华文明的内地版图，从而将中国的边疆大幅度向外扩张。正因为中国将农耕文明发展到了极致，所以宋明以来，中国通过东南沿海边疆向外发展海洋贸易，甚至将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发展为一种全球贸易的世界经济体系——白银资本体系。

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通过加入东亚贸易体系而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飞跃。这种工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构成降维打击，换句话说，欧洲列强（甚至包括处于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日本）在经过工业化提升改造之后，都可以对东方的超大型帝国构成降维打击。由此，琉球、台港澳地区以及南洋不再是中华文明向外扩张的新边疆，而是成为防守外来文明入侵的海防“前哨”。整个香港历史无疑需要放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互动的新边疆这个定位中来理解，以至于香港“占领中环”的“颜色革命”要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放在一起来理解，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乱要和美国在台湾发起的一系列挑衅放在一起来理解。

如果说西北旧边疆面临的是宗教、民族这些传统文明的核心问题，那么东南新边疆遭遇的是科技、资本主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我们唯有把两个边疆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相互参照对比，才能发现边疆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在“多元”基础上构建“一体”，这无疑是政治的核心。新中国将新边疆和旧边疆整合在国家主权法律秩序中（虽然目前台湾还未完成整合，但在国际法上已属于中国），不仅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且成为全球秩序“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一角。改革开放以来，又将旧边疆和新边疆进一步整合在国家经济秩序中，建构起全国统一大市场，并融入世界体系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动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面临的重大使命则是将旧边疆和新边疆整合在国家的文教秩序之中，从而在“和而不同”的中国文明基础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明新秩序。

如果说西北旧边疆面临的是宗教、民族这些传统文明的核心问题，那么东南新边疆遭遇的是科技、资本主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我们唯有把两个边疆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相互参照对比，才能发现边疆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在“多元”基础上构建“一体”。

无论是台湾面临的“台独”问题、香港面临的“去殖民化”问题，还是新疆面临的“三股势力”问题、西藏面临的政教关系问题，都属于精神层面的思想文化问题。而唯有“政治”这个总概念才能将法律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统合在一起，这才构成完整的“主权”或者“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政治秩序或政权建设始终处在不断的建构程序中，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unfinished project）。这个程序并非简单的主权国家建构或民族国家建构，而是一项复杂的“帝国—文明”建构。我们唯有在“帝国—文明”的视野下才能理解香港新边疆的战略意义。

（二）“跨文明”或“跨帝国”：“以边疆为方法”

大凡文明都围绕伟大的帝国形成，由此必然形成一种历史论述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每一种文明都自诩为全人类唯一正确、高贵的文明。西方几大宗教的一神教传统展开至今都难以消弭宗教战争，而东方中国文明自认为是“普天之下”的宇宙中心。在这种“文明中心主义”的叙述模式中，边疆无疑处于次要的边缘位置，甚至被置于“他者”位置上。

然而，地理大发现以来，当全人类不同文明展现在全球地理空间中时，所有这些古代帝国／文明的普遍主义论述都变成了“地方性的”。地理大发现所展现的多元文明格局打破了基督教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描述，并由此瓦解了基督教奠定的帝国文明秩序。这就需要创造新的帝国文明秩序来适应全人类共同生活的格局。这种历史形势最先刺激西方人思考如何建构新的全球普适文明，从而能够将“区域性文明”纳入人类新文明发展的“普遍历史”书写中。这种普遍历史的书写必然以全球各大文明的比较为基础。可以说，从黑格尔（G. W. F. Hegel）的历史哲学、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历史研究到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型别学乃至当代的亨廷顿，他们都在探索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间建构出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适文明。同样，以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人类学论述，都是在不同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建构出适用于全人类的现代社会，并建构出这种现代生活从古到今发展演化的谱系。

由于现代普适文明的建构源于西方，西方崛起所建构的新型世界帝国秩序也是由西方文明所推动的，以至于无论是全人类普遍历史叙事，还是现代文明和全球秩序构想，都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随着非西方世界自身发展、反抗和自我叙述的展开，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种多元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开始兴起。比如，当下全球史写作的主旨就在于打破普遍历史叙事中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主义。

无论古典文明秩序中形成的“文明中心主义”思考方式，还是现代文明兴起之后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的理论思考很容易带来政治上的文明冲突，就像西方文明中的一神教信仰必然带来善恶对立的宗教战争一样。要破除文明冲突论，就需要将这种本质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转变为一种“关系主义”的思考模式，从而关注不同帝国之间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秩序，尤其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从而推动人类文明通往新文明的历史趋势，就像西方文明借力东方文明而崛起一样，东方文明也要借力西方文明而复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反思西方启蒙史学影响下的民族国家书写对文明互动历史的裁割与漠视，以便“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而且要反思历史上基于“文明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而过分关注中心地带的主体民族所形成的核心制度和价值观念，而忽略边疆对这种文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这种文明中心主义的视角中，边疆往往是无关紧要的，处在文明边缘的地带甚至被视为远离文明驯化的蛮夷之地，以至于对边疆的论述也恰恰是作为反面的镜子（“他者”）反过来强化中心的主体地位，就像西方人类学对非西方民族的研究往往是为了强化西方文明的主体性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边疆意味着对中心的偏离，不仅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偏离，而且主体民族变成了边疆少数民族。这种思考方法或许适用于解释古典时代区域性文明帝国初兴的“轴心时代”，在文明的边疆之外很可能就是无限的荒蛮之地。事实上，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的边疆理论就创建在北美向西部无限荒漠扩张的想像之上，由此边疆就成为中心向外无限扩张遭遇到的地理极限，对中心无限扩张的自由精神而言，边疆的出现就意味着自由精神的衰亡。而西方人类学研究差不多与此接近，西方文明在这些地方的扩张遭遇到的都是初级文明，欧洲人在这里遭遇到的往往是“没有历史的人民”。

然而，随着区域性文明的向外扩张，边疆就不再是荒蛮之地。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与几大区域性文明互动，使得边疆成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冲突和交融的前沿地带。台港澳新边疆在唐宋时代或许还可以说是荒蛮之地，然而在明清时代尤其鸦片战争之后则不再是荒蛮之地，而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和交融的边疆地带。在全球传统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大转型中，曾经作为边疆地带的香港甚至变成了比内地更加发达、更加文明的国际大都市，以至于基于传统文明秩序创建起来的中心与边缘关系被颠倒过来。如果从西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角度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而广阔的内陆反而成为现代工商业生活方式不断去拓展的边疆。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从东南沿海向内陆扩张以推动“中部崛起”，然而对于更远的东北和大西北的内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恰恰说明区分中心与边缘标识的不同视角。可见，唯有从“关系主义”的视角审视全球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关注“跨文明”的问题，尤其关注文明之间冲突和交融的边疆地带，才能打破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陷阱，理解不同文明秩序的内在机理，比较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优劣，从而推动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吸收，最终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融合和发展。

如果从西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角度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而广阔的内陆反而成为现代工商业生活方式不断去拓展的边疆。

事实上，随着后现代思潮对本质主义思考方法的解构，“关系主义”越来越成为理论思考的出发点，由此推动交叉学科的兴起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跨界”行动和研究。这种“跨”意味着摆脱学科划分形成的研究物件的牢笼，上升到对更大范围、更为整全的问题的关注。就像在传统社会理论中，一旦跨出对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关注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必然上升到对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研究，关注不同“社会体系”之间互动的“跨社会体系”或“超社会体系”。因此，经典社会理论都包含着对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进行比较并关注社会形态发展和转化的文明问题。尽管如此，笔者提出“跨文明”研究，不是简单的帝国比较或文明比较研究，而是希望对帝国和文明的研究能够将目光从中心地带转向边疆地带，形成“以边疆为方法”的研究正规化。这并不意味着要用边疆研究来取代对中心地带的研究，而是强调一种研究策略的改变，就像地缘政治中提出的“边缘地带战略”一样，边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心地带以及不同文明的中心地带通过边疆如何与其他文明展开互动，从而推动文明的更新、丰富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以边疆为方法”恰恰包含着认识事物真理的方法论，就像社会理论通过对“失范”的研究来理解社会秩序的内在机理，政治理论通过对例外状态的研究来认识常规秩序，我们唯有通过对边疆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帝国或文明的中心。因此，唯有“以边疆为方法”，才能真正意识到边疆地带并非文明中心主义下的剩余物，边疆并非消极的疏离中心的力量，而是积极能动的力量，甚至成为推动中心文明更新的革命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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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作者强世功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北大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及北大港澳研究院副院长。文章原刊于《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香港01获作者授权全文转载，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先生提供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