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祸·下｜信访部门怕麻烦不跟进　被撤店苦主：谁来听我们说？

“为什么信访无用？因为你希望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一开始制造问题的人。”湖北商人汪慧生早年以770万元人民币接手两间茅台酒专卖店，但在贵州茅台酒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之下，被指因前法人代表涉嫌违规而被取消专营资格，持续上访四年无果。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精细化治理”，为了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刚刚把国家信访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由中共中央新组建的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然而，在汪慧生看来，信访工作的底层逻辑也亟待改变。

没办法只能一刀切？

2018年，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王晓光涉嫌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被中央纪委监委立案调查，翌年掀起一场针对贵州茅台销售市场的专项整治，180名公职人员和国企高管“落马”，514个茅台经销商被取消经营资格。

汪慧生原本持有的两间位于湖北的茅台酒专卖店，但在2019年茅台酒市场专项整治之下，突然被强令取消经营资格。他到酒厂辖下的专项整治办公室申诉，经纪委职员敖龙透露，才得悉个中原因——2013年以220万元人民币收购的专卖店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前法人王军的母亲宋小雨的姑妈宋体珍，是贵州省仁怀市公职人员，曾参与经营专卖店；而2017年以550万元人民币收购的专卖店，据说是因为前法人王永红接手时，有位省级高官向酒厂领导打过招呼办理。两者均违反严禁官员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

汪慧生大喊冤枉。他强调由始至终都不认识宋体珍，也不知道王永红背后牵涉什么领导，又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承担上一手的责任。而敖龙回应说，酒厂纪委无权决定，而贵州省纪委也明白有些人被冤枉，“但也担心有些人帮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虚假代持。”汪慧生再追问，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代持那怎么办？ “那就是你们运气不好。”

从那之后的四年间，他逐级上访，希望寻找合理的说法。

2019年5月，他最先找到酒厂纪委书记。“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冤枉的，我会跟领导反映。”事情似乎看到曙光，但过了两个月，书记回复说，经销合同是一年一签，销售公司有权不续约；书记还说，一旦涉及到公务员违规，只能“一刀切”，没有其他办法。

汪慧生反驳道：“第一，一般情况下，所有人都是正常续签的，你不能够把‘一年一签’当作理由；第二，如果担心我是这两个人的‘白手套’（代替前法人虚假持有），你要提供证据来说服我，而我跟他们素未谋面，更非亲非故。 ”但书记没再回复了。

谁听他们说了？

此路不通，汪慧生就上访到仁怀市纪委、贵州省纪委，但结果不是要他到传达室交材料，就是杳无音讯，“你递了材料，他可能就丢在垃圾桶里......哪怕我们就是被告，也应该允许我们抗辩、讲理据，但现在他就不跟你接触、不跟你说话。”

2019年年底，他回到贵州茅台酒酒厂纪委和专项整治办公室。职员依然重复“一年一签”、“前法人有问题”的论调，但谁都没有拿出证据，证明汪慧生是王军和王永红的“白手套”、77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费只是幌子，也没有反驳他自证清白的理据。

“2016年茅台酒行情转好时，我被减了1.01吨的茅台量。请你再想一下，如果我走关系，我的量能被减吗！但是谁听我们说了？”他有些激动，尔后微微叹气，很是不甘。

“一刀切”的专项整治，没有为他留下喘息的空间，而他的诉求始终如一，仅是希望获得个案甄别的机会，以求“死有对证”：“虽然（贵州省纪委）很难判断谁没有代持，但应该要进行调查甄别，给一个合理的说法，不能够‘一刀切’！”

但酒厂纪委的一名职员跟他说，“这不是一般的生产经营行为，这是国家大势，无法抗拒。不管怎样说你还是吸收了一些社会资源，有所收获。你还年轻，还有机会......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2020年1月，过去一整年多次上访毫无寸进，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家信访局，而申诉信先后落在贵州省信访局，再转到贵州省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踢来踢去不予受理

接受《香港01》采访当天，汪慧生始终无法登入国家信访局的网上系统，转而把2022年1月写的申诉信的回复截图展示给记者看，上面写着：“对于您反映贵州省政府对出台的《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查核、纠偏的问题，属于纪委监委许可权范围（《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其解释权在纪委监委），建议您向纪委监委提交诉求请求。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我办不予受理。”

好不容易层层上访到国家信访局，“皮球”又踢回到贵州省纪委监委，但他早已上访过7次了。兜兜转转，他一脸无奈：“实际上我们上访到贵州省纪委监委，但他们从来没有回应，什么话都不说。就此之后，这个事情就成了死结。”

和“一刀切”的地方现实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家近年不断强调加强“精细化治理”。去年10月底公布的《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早在2021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网要》，也有多处提到，要推动社会治理“精准化、精细化”。

然而，当国家做好上层建设、理论建构，下层要做好执行，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由上而下的治理由上级制定目标和开展方式，往下层层加压，大量的目标因而变得更加严格、不允许失败，政策执行上就越容易走向“一刀切”，失去原有的执行弹性。

“精细化治理”长路漫漫

疫情期间，因地方政府防疫政策“一刀切”而酿成的人命伤亡事件，余音袅袅。2022年11月初，兰州发生三岁煤气中毒男孩送医不治死亡事件，官方通报事件暴露救助单位工作僵化刻板。同月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一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外界普遍质疑该小区有“一刀切”的过度防疫之嫌。

比起“精细化治理”，“一刀切”对执行者而言，更直接、简单和高效，但在效率之下，往往不顾情理，令无辜的市民遭害。反腐同样如是。本是为了整肃吏治、惩贪饬吏，消除为官不为，让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到为民干事的立身本分。一旦不顾好坏、不问情由地“一刀切”，那只会泥沙俱下，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便会本末倒置。

2019年初，贵州展开针对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同年11月24日，贵州省纪委严肃查处全省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以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取消514家涉嫌违法违规经销商的茅台酒经营权。然而，亮丽资料背后，或有不少人因为“一刀切”政策而被卷入漩涡，至今仍然走不出来。

汪慧生不是不理解贵州省纪委的忧虑——怕有虚假代持茅台酒专卖店的漏网之鱼，“但是他应该甄别，实际上你要到基层调查，事情就全部搞清楚。”汪慧生也能够理解国家的整治运动，“比如你前面有个红绿灯，红灯不让过，那我肯定会等绿灯才过。但本来就没有红绿灯，当我走过去了，你说我冲红灯，追究我之前的行为，那说不过去。 ”

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在全国“两会”召开的第一天（3月4日），汪慧生来到《香港01》编辑室，向记者讲述他上访了四年的遭遇。到“两会”进行的第六天（3月10日），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订明国家信访局将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说明文件指出，此举是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更好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不少分析指出，国家信访局的地位得以提升，具有独立职能和行政主体地位，意味中共已将信访视为一项专门业务，增加信访工作的专业性。事实上，国务院于去年2022年2月25日更新的《信访工作条例》，已要求“各级机关、单位领导干部应当阅办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定期下访，包案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然而，对于国家信访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改革，汪慧生暂时没有太大期望，因他相信处理信访的工作流程没有任何改变。他以自己案件为例，最初多次向贵州省政府申诉，却毫无回应；直到上访至国家信访局，他们把申诉信转到贵州省政府，才有书面回应，“跟你说他们是怎样处理事情的。但当你质疑他的处理手法，他可以再不回答。”

底层逻辑未见改变

汪慧生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信访人和申诉单位缺乏对话的过程，也没有第三方监督、调查和核实，待申诉单位回复后，也没有平台质疑他的回复是否合理，信访便不了了之。

他想起网上的一段话，“为什么信访无用？因为你希望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一开始制造问题的人。”他认为，改革的更大作用，更多的是向公众发布重视信访的讯号，“处理信访的底层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事实上，《信访工作条例》第31条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事项的办理方式的第6项列明：“应当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并调查核实，出具信访处理意见书。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不过，据汪慧生了解，这种流程从未发生在他和他认识的信访人身上。

“（就像）只有人把你关起来，但没有人向你宣判，也没有人替你申诉。”他以卡夫卡长篇小说《审判》（Der Prozess）的主角约瑟夫·K的故事，形容自己过去4年上访无果的感受。

他只是想要一个说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