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崇铭专栏｜八年前的盛夏艳阳天

近日不少人在谈三年前的反修例运动、两年前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或是一年前《苹果日报》被查封。我倒想把大家的视野拉远一点，回到2014年的夏天——那是一段现时回看不算特别起眼、但却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那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而是我带学生到首尔交流的体验。那年头朴元淳刚当选首尔市长不久，大力推动首尔作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开拓众多便利公民直接参与的创新项目，令人对韩国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刮目相看（注）。相比之下，香港在梁振英治下矛盾重重，既得利益集团私相授受，可说构成了异常强烈的两极对比。

朴元淳已不幸于2020年暑假自杀身亡，现时回看仿佛已是久远的回忆。

新界东北争议

虽然我们人在首尔，但那几天却寑食难安，无时无刻不盯着手机上的香港新闻。自那年6月初开始，财委会审议新界东北前期工程拨款，力争此一重大争议事项在会期完结前强行上马。事件激起了社会广泛反抗情绪，特别是保育意识强烈的青年人，连日在添美道一带举行大规模集会。到了6月29日晚上，涉及严重利益冲突的财委会主席吴亮星突然宣布表决，结果拨款在议事廰一遍混乱之中，不明不白获得通过。

话说回来，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亦是当年涉事主角之一。他在上任之初已因非法经营及炒卖㓥房饱受非议，其后更被揭发在新界东北囤积农地，涉及重大利益冲突而没有申报，令全港市民哗然，但廉政公署竟拒绝立案调查。时至今日，这位“德低望浅”的高官仍稳据治港班子核心位置，试问又如何能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在当年6月连串的激烈冲突之中，反倒有大批年轻示威者被捕，不少更被控以参与非法集结，判处入狱达8至13个月不等，成为较早遭到政治检控而受刑的一群。当局完全无视民间的反对声音，强行推进不公不义的发展项目，最终恶果却由不涉私人利益、捍卫社会公义的年轻人承受。这可说早已造成官民渐行渐远的裂缝，埋下日后众多严重政治冲突的种子。

历史的分水岭

在新界东北争议尚未平息之际，舆论焦点已再次转到“双普选”之上。政府与各界一直紧密互动和磋商，令人憧憬有达至妥协方案的可能。但没再过多久，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便作出了“831决定”，宣告对2017行政长官选举“落闸”，由此汹涌的民情遂一发不可收拾。直至“928和平占中”全面启动，余下的都已经成为历史。

自梁振英上任后的首两年，仍主打改善民生的形象，唯长期受到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问题的困扰，政府民望早已每况愈下。同期政府大力推动的中港融合，则进一步激起了香港人的强烈反弹，令本土派力量迅速坐大。然而，“831决定”还是构成了明白无误的分水岭，令公民社会失去仅有的信心和希望，香港政制和政治发展遂走上一条不归路。

现时回看，当局大可振振有词地说什么颠覆、分裂、外国势力介入，诸如此类。但一步步撕裂官民之间的互信、迫使公民社会走向激进化的，却是2014年北京和香港一连串罔顾民情的粗疏决定。以至那些温和的民主派和中间派，亦不得不靠边站，难以再就重大社会议题寻求妥协和共识。历史重责谁属本来就昭然若揭，容不得苛政强权指鹿为马、文过饰非。

启蒙、救亡、“告别革命”

在回归后长期无法实践真正民主自治的环境下，政府与民间欠缺互相促进和良性互动，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亦难免举步维艰。早在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之后，香港年轻一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却长期生活在既有体制和政党的阴影下，无法酝酿出有效的组织力量。当新生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建制内找到位置，便自然而然衍生出无法捉摸的抵制情绪。

起码对个别的当权者而言，炮制出反对力量瘫痪旧体制的神话，必须施以铁腕手段才能由乱转治，总能在政治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上下其手、混水摸鱼。公民社会愈益面对严峻的打压，难免亦只能不断政治化和激进化，集合仅有的力量作出垂死的反抗。至于十多年来累积的社会议程和愿景，无奈在两极化的政治光谱中被排挤，公民力量只能被短线的危机意识所捆绑，无法放眼香港长远发展的需要。

正如去年我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关于主旋律剧集《觉醒年代》的评论中指出，百年前的中国饱受内忧外患困扰，以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年轻人不断走上激进抗争之路。套用李泽厚的著名论述，是“救亡”不断压倒“启蒙”的需要，以致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兜兜转转。由此，他在1990年代得出“告别革命”的主张，难免令不少人觉得保守退缩，但亦如实地一语道破了政治困局的所在。

是谁仍在“继续革命”？

坦白地说，若要把“告别革命”套用在当下香港社会，纵使我是千万个不愿意，亦不吝指出这已是客观现实下，公民社会无可奈何的唯一抉择。与其空谈全方位的“运动之战”，倒不如在各自岗位上保存初心，实事求是地进行深耕细作的“位置之战”。大概在经历了过去八年的沉重打击后，大家亦已开始找到“各自修行”之路。

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即使公民社会“告别革命”，却并不意味香港由此便会由治及兴。归根结柢，通过斗争上位的当权者，无论如何口讲发展经济，骨子里却早已埋藏了乖戾暴力的因子。反抗力量本来早就不再存在，斗争意识却形成惯性运行的规律；即使在没有敌人的环境下，仍必须揪出一些敌人来批斗；无处不在的所谓外国势力，势必如缠绕马克白的鬼魂般如影随形。

“继续革命”，正是当下香港挥之不去的梦魇，未来数年无可避免自我实现的预言。

注：详见《共享城市：从社会企业、公平贸易、良心消费到共享经济》(2014)，以及《经济学？讲呢啲！告别学者坚离地，回到经济学经济》（2022）（https://commons.ln.edu.hk/ccrd_econbook/）。

邹崇铭
社会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讲师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