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

“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这观点并非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早年他是激进的革命党，曾和蔡元培在上海研制炸药，密谋炸死清廷官员。
《觉醒年代》故事的开端正是流亡日本的陈独秀痛定思痛，认定革命失败的主因是国民质素太低，政治注定由少数精英来决定。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罗列当代中国新青年的标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当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读后如获至宝，急忙向青年推介。开启民智虽说是细水长流的工作，教化百姓掌握自己的命运，难道当权者就不深明将会带来的后果？当政治危机浪接浪打来，那怕只是置身事外，已不再是摆在知识份子眼前的现实抉择。

如今“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的想法只能沦为有名无实的宣传口号，人们或因循惰性，或继续装睡。这大概解释了为何“躺平主义”如斯贴心地与时下青年引起共鸣！这难道不亦正好引证陈独秀所说：“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甚”？

邹崇铭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著作有《后就业社会》、《重构香港》、《香港在地农业读本》及《这一代的郁闷》等。

第272期《香港01》电子周报《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拆解“躺平主义”缘何赢得新世代共鸣，剖析为何在历史剧《觉醒年代》找到答案。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