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崇铭专栏｜语言学、哈维尔与后极权

回归二十五周年，香港其中一个最为荒旦的现象，在于语文水平竟晋身政治新闻的头条。公众对新一届治港班子的要求，并不在政纲带来什么新希望，并不在带领香港人走出困局，并不在挽回大家对管治的信心——而在于治港班子的语文水平能够提高！

语文水平作为政治现象

显而易见，语言从来都是极政治化的敏感议题。且先不说，《国安法》正愈益惹起“以言入罪”的疑虑，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无以为继；就连每日仍在收看的电视节目，仿佛仍正常运作中的国营电台，以至电影内容、博物馆展品亦要全面重新审查；更不用说中学通识科亦已被取缔，换来的是“国安教育”，有学生更因为唱唱歌而记大过。

想深一层，语言或言论审查的重点在于“减”——致力将反叛市民的思想净化，删除一切妨碍新时代管治的污点；为语文水平订立新标竿的秘诀，却在于“加”——引入一种令人听了感到兀突、略带尴尬、有点诡异的新品味；但久而久之定当见怪不怪，在“新常态”下很快便会习以为常——在不久将来，甚或可以纳入语文教学的新指引，亦未可料！

翻译主任的新时代职能

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2011），是共产主义时期的异见剧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备忘录》（Memorandum，1965）。故事主线正是围绕某大机构引入一种新语言：“叠配文”（Ptydepe）。该种新创造出来的语言，号称比自然语言更科学、更简洁，能提高沟通的效率，和减少语意含混带来的偏差和误解。

且先不说叠配文是否更科学和实用，它必须经合资格的翻译主任来翻译，但剧中的翻译主任却必须取得机构许可，才有权展开翻译。问题是要取得许可证明，又要补上另外一种文件，而补充文件的前提，却是要先翻译出由叠配文写成的备忘录…..反正不断兜兜转转，机构上下乱成一团，最终也无法破解新语言套诸的枷锁。

表面上，《备忘录》中的翻译主任，和那些能够掌握叠配文的人，拥有使用新语言的认可资格，正是掌握权力的新当权者；但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方发现根本无人能有效掌握新语言，所有人其实都是输家。最终叠配文被废除了，原来被免职的局长重新掌权，复又推出另一种更科学的新语言，以取代叠配文……

哈维尔大概亦是以局长自嘲：生活在如此一个荒旦的体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只能化作体制的一部分！

令人无法思考的新语言

一年前，国营电台的《五夜讲场》被消失了，却化身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哲学系咁倾》，新一期节目的名字正是〈哈哈哈哈维尔〉，请来的嘉宾是演员和导演朱柏谦，三年前曾执导香港版本的《备忘录》。不同讲者带出的主要论点，同样不在新语言是否存在任何意义，也不在谁在掌握新语言的诠释权，而在于它对每个人所施以的操控——无论新语言如何荒谬绝伦，你也必须行礼如仪、同步配合，否则便会陷于孤立、被排斥甚至被惩处。

这里遂带出哈维尔后来对“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的分析。那不再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当权者在监控所有人的国度；因为权力已渗透至生活的每一环节，无孔不入，令每个人皆被吸纳成为其一部分。在过去的极权主义下，你或许仍能找到一个反抗的中心物件；但在后极权主义下，每个人皆为体制暴力的勾结者或合谋者，要反抗也不知从那里谈起。

这正好反映了《备忘录》和欧奥尔名著《1984》的主要分野。因为在《1984》中的“老大哥”，同样在改造所有人的思想，服膺于他所创造的新语言；但那是一套当权者高举的意识形态，实实在在被宣扬的政治思想。到了《备忘录》中的后极权时代，由谁说、说什么已变得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所有人不能亦毋须再去思考，只须盲从附和着体制，附和那怕是听不懂的新语言，便能心安理得地苟活下去。

活在追星热潮的真实中？

正如《哲学系咁倾》节目中反复提及的，《备忘录》重重复复的情节和对白、颠三倒四的说话方式、荒旦处境营造的黑色幽默，其实亦甚具周星驰电影的味道。为什么哈维尔也会如此“无厘头”呢？大概是面对着荒谬和扭曲的政治现实，哈维尔亦只能通过的嘲讽和自嘲，来作为异议者的仅有反抗方式。

这里再带出哈维尔“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he truth）的主张——唯有抵制体制的谎言，拒绝参与虚假的仪式，勇于储存自我的思考，不再成为体制的附庸。而以幽默的方式对政治现实进行嘲讽，正是哈维尔在剧作中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

在《备忘录》故事中的不少机构雇员，每天上班也只是在开派对、饮饮食食和无所事事——他们到底是在消极“躺平”，对世事采取莫不关心的态度；抑或是在以另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乖张的行径来突显体制的荒谬？那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犬儒主义，抑或亦是在刻意嘲弄现实，与体制保持着距离的幽默感呢？

执笔至此，不禁令人联想到近期香港的追星热潮，群情汹涌很难不令人猜测背后的含意，各方评论者对此已有大量的解读。对于那些勇于表达自我、不愿屈从主流俗套品味的新偶像，我自是寄予由衷的佩服；但对于疯狂追星的市民，到底只是借此逃避现实，抑或有意识地进行曲线反抗？当他们塞满了铜锣湾的街头，是否又在思考着另类的示威活动呢？

经济学作为科学语言

香港人长期对政治操控自是显得极度敏感；但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集团操控，却从来都是相当受落的。同样道理，一般市民对政治体制的谎言闹剧，总算还有一定的免疫力；但对经济体制同样假大空的语言，却总是甘之如饴（注一）。

无论是回归前后的港英或特区政府，再加上政经和学界的精英们，皆有意无意地塑造对“小政府”的崇拜和偏执，并视这为香港迈向成功的必然钥匙。但这毕竟是另一种编做出来的“语言伪术”，既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亦令官民对政府角色产生了彻底错误的期望（注二）。

而个中的主要关键，遂在于经济学家成功通过专业包装，打造一套常人难以明了的“科学语言”，借以宣扬自由市场和供求机制，充当作金科玉律般的思维模式。但在现实的香港中，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市场，只有集团垄断的市场；主要行业亦没有什么市场调节，只有寡头勾结的合谋定价；根本不存在什么“无形的手”，徒剩下政府“利益输送之手”愈伸愈长。

为什么香港人对于如此简单的“语言伪术”，偏偏毫无保留的照单全收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仿佛）离一般人很远，（似乎）仍可避之则吉，因此大可继续“食花生”，保持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但市场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若不加以盲从附和，就连基本生计也可能不保。香港人一向以“务实”、“醒目”见称，既然是饭碗所在，“有钱齐齐揾”，还那管得它是货真价实抑或泡沫炒作？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对“放任自由经济”（laissez-faire）的迷信，对“市场万能”的依赖，早已深植香港文化的基因——仿佛大家与生俱来，均从来没有见过马，但凡是鹿也只会称为马；又或每次看见赤条条的国王，仍例必称赞他那袭华美的新衣。而现成例子之一，正是把典型不过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不经大脑思考的羊群效应，也可毫不犹豫地，直接挪用来作曲线反抗的诠释。

用“羊群效应”来描述，或许是擡举了；用“港猪”来描述，才较合乎实情。

注一：〈从《IT狗》、科技城到资料产权〉，《01周报》，2022年2月25日。

注三：〈承认“大政府”，妥善对待它〉，《香港01》，2022年4月5日。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