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无家者｜政府弃家当仅赔100元 社署康文署须正视八大罪状
2019年冬至期间，露宿于深水埗通州街公园无家者的家当遭康文署人员及防暴警员丢弃。在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干事吴卫东的帮助下，无家者前年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索偿，法官上月底（3月29日）裁定无家者一方胜诉并赔偿100元，引起社会哗然，认为并不足够。当事人批评事件践踏无家者尊严，要求政府道歉；陪他们走过漫漫诉讼路的吴卫东接受《香港01》专访时，则从现行无家者政策的八大缺陷著手，促请社会福利署和康文署等相关部门切实改善，别再漠视无家者的存在。
“无家者友善政策”报道二之一
康文署五大失责
案情发生在2019年12月21日，康文署人员联同数十名防暴警员展开“灭罪行动”，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驱赶在该处露宿的无家者，并将其家当当作垃圾扔掉。然而，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20条，当局觉得应从任何地方移走扔弃物或废物，必须先通知物品拥有人，并在至少24小时之后才能展开清理行动。于是，14名无家者在2020年6月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索偿，金额介乎2000至13290元；经过21个月的审理，无家者中有2名过世、4名失联，终于获得胜诉，剩余8人分别获赔100元，但控辩双方需要各自支付讼费。
无家者遭政府“清场”已不是第一次，而清场后入禀索偿则已历经三次。第一次为2012年在食环署和民政署执行的“清场行动”中，引用《废物处置条例》第9条，即在无须通知的情况下就可清理废物，借此清走一群在深水埗通州街天桥底的无家者的家当；然而，事件引起公众不满，因为身分证、银行存折、床单、衣物等个人物品全被视为“废物”被清除，于是40名涉事无家者联手社协控告政府，政府提出庭外和解，向每位无家者赔偿二千元，但并没有道歉——去年上映、备受关注的本土电影《浊水漂流》便是改编自该次事件的真人真事。第二次则发生在2015年，食环署在没有引用任何法例的情况下，油麻地澄平街行人隧道内20多位露宿者的物品，引发受害无家者再度入禀政府，政府同样愿意庭外和解，并让每位无家者按一定百分比获得赔偿金。
在2019年案件中，政府没再提出庭外和解。在周一（4月4日），针对这个胜诉但仍然有欠公允的结果，吴卫东联同无家者到康文署总部请愿，希望与署方代表会面。有无家者代表指出，100元的赔偿金额连普通床单被褥都难以买到，只是在践踏他们的尊严。吴卫东则表示，虽对判决结果不满，但总算还无家者一个公道，但他担忧当局对无家者持轻视态度，日后因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时，无家者被侵权无有关部门跟进，权益难以保障。康文署代表当日接过递信，其后发言人表示，署方决定不会就小额钱债审裁处的判决提出上诉，同时署方会考虑判词，以筹划将来处理类似行动的安排。
除了没有根据《废物处置条例》通知涉事无家者，裁判官在判词中指出，康文署在事件中有五大失职之处。其一，康文署将无家者物品放在一米深的大型垃圾车中，而不少无家者为坐轮椅人士，难以在大垃圾车中找回个人物品，署方此番处理不恰当；其二，无家者曾清晰强烈地表明要取回家当，而律政司一方却表示无家者的态度只是“象征式”寻找实则放弃找回物品；其三，康文署并无在“清场”当日下午提前通知50名不在场无家者，应该如何取回个人物品的事项；其四，康文署清理无家者物品后并无系统存放及适当分类，只是混杂在12辆体积分别为600公升的大垃圾车中，裁判官不信纳康文署有意让无家者取回其家当物品；其五，康文署作为物品的“非自愿托管人”，没有提供简单托管纪录，亦没有给无家者物品拍照，并非“合理谨慎”托管人的态度或做法。
社会福利署三大缺陷
案件判决翌日（3月30日），特首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上被问到会否向无家者道歉、做额外补偿时，只强调社署负责支援无家者。诚然，政府并非对无家者视而不见，例如社署资助六间非政府机构营办宿舍或收容中心，以回应露宿者的紧急及短期住宿需要。
然而，吴卫东表示，政府资助的紧急及短期住宿位存在三大缺陷。
首先，临时宿位最多只能入住半年，时限太短，不少无家者仍未存下足够积蓄租房，便被迫再度露宿。香港中文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中心联同社协、救世军、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等机构于去年10月合作发布《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调查2021调查简要报告》，显示累计有87.3%露宿者不止一次露宿。
其次，无家者住宿等服务整体向男性倾斜，尤其是私隐度得不到保障，忽略过百名女性无家者需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去年回答立法会质询时提到，2020年社署资助的紧急或临时收容中心、宿舍或短期宿舍住宿服务总人次为523，入住率为78%，换言之，政府提供宿位的质素欠奉，从未爆满。社协去年发布《香港首个女性无家者研究报告》，发现全港222个政府资助的紧急及短期宿位中，女性宿位仅有31个，而女性无家者已达171人。吴卫东指出，女性宿位本就严重供不应求，如男女混住在普通宿位，难以保障睡觉、换衣服等生活隐私。同时，入住宿位存在诸多限制，例如吸毒者、母婴、有精神病纪录而没有定期覆诊的个案一概不能入住，变相限制使用宿位服务的权限。
另外，政府资助宿位的增加数量也远远跟不上无家者增加的速度。吴卫东指出，全港现时有超过1500名无家者，较2014年数量增加了一倍，但同样时间内政府资助宿位却只增加了10%，为228个，存在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而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增加三成无家者为首次露宿的回流港人——疫情前他们在内地居住、香港工作，每日穿梭于两地之间，而疫情后他们骤然失业面临“手停口停”，不仅在大陆无法交租，回到香港也无亲人投靠，只能露宿。立法会文件显示，罗致光去年2月答复议员质询时未有提及改善宿位服务事宜，还表示社署没有储存有关露宿者入住非政府机构以自负盈亏方式运营的宿舍、及接受其他帮助后脱离露宿生活个案的资料。换言之，政府对于露宿者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与跟进，针对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更是无从谈起。
针对以上情况，吴卫东建议政府将资助宿位的居住时限延长到2年，将来的宿舍应考虑女性无家者的需求，保证足够私隐度并提高服务质素等。
政府欠诚意制定“无家者友善政策”
社署为无家者提供的紧急及短期住宿服务只是冰山一角，近8年来，无家者数量已经翻倍，但政府仍然后知后觉，不禁令人怀疑诚意何在。
实际上，自1999年后，政府没再统计无家者人数。现时能查阅到的无家者统计仅有两种数据，一是社协等关注无家者福祉的非政府机构联同中大或城大进行无家者研究时的人数统计，但并不会连续每年固定统计，且此数据与署方登记在电脑资料系统中的人数有所偏差；第二种为署方登记的数据，由社署透过其直属单位及四间服务露宿者的非政府机构搜集相关资料，但无家者需完成4页A4纸的登记表格，包括经济状况、露宿原因等才可以完成登记，而社会普遍认为，实际无家者数目远远不止电脑系统中登记的那些。
如未真正重视无家者们的需求和存在，践踏尊严的同类事件仍有可能发生。“政府没有诚意做这件事。”吴卫东忆及，大约五六年前，社协向时任劳福局局长张建宗提出设立“无家者友善政策”的倡议，然而劳福局与民政事务局互相推诿。尽管社署资助三间非政府机构各营办一支露宿者综合服务队，为全港露宿者提供一套免费的综合服务，包括日间及深宵外展探访、紧急及短期住宿、辅导、就业指导、沐浴设施、剪发和膳食、紧急基金、跟进辅导服务等，但只能解决露宿者的燃眉之急。吴卫东反问，“现在我们不是在争取服务层面的进步，而是当无家者被践踏尊严、被侵权的时候，谁来主持公道呢？本次胜诉结果更加证明设立政策保障无家者十分有必要，否则只会一次又一次兴师动众地打官司。”
说易行难，政府尚未带头为无家者的人道尊严及福祉考虑，社会对于无家者的态度仍处在两极分化的状态，不少爱心人士关心他们、为他们免费派送盒饭及物资，但也有部分声音认为他们是好吃懒做、有碍观瞻，吴卫东前两次协助无家者入禀索偿时，曾收到市民“好心做坏事”的投诉。然而无家者露宿的成因复杂，若政府一日不建立政策保障无家者尊严和基本权利，社会负面刻板印象和标签效应便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