炜论经济｜未来就是现在：“香港制造”生物科技
上文为读者分析为何香港有潜力发展五大先进工业，本文先聚焦介绍第一个产业——生物科技。为何先介绍生物科技？ 天时也。世界主要经济体正经历人口老化，对医疗及长者支援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庞大，并预计将持续增加。再加上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已进入第三年，医疗健康产业成为全球焦点，获各国政府推动发展，资本市埸也争先投资。
鉴于香港医疗行业发展成熟，拥有世界级的生命科学专家，加上中央政府早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已肯定香港“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及重要性，并建议香港与深圳联手创建世界一流科技及创新中心，其中以生物科技及医药为大湾区新兴支柱产业。因此，香港政府应把握机遇，迎合世纪疫情冲击下的区内发展新格局，推动医疗及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及商品化。
中港生科协同效应
香港本地的科研实力潜力无限，多所大学的生物科学研究早是世界闻名， 22所大学实验室获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中心 ，当中13间与生物科技相关。虽然本港大学科研成果卓越，但大学与业界连系及知识转移，以及工商界对大学科研的投资，都远低于全球生物科技重镇如波士顿、纽约、伦敦或东京。参考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15年报告，本港工商界对大学的科研投资少于1,000万美元，相等于人均大概一美元，仅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或英国的七分之一。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经基本拥有成形的生物科技产业链。进行基因排序、运用医学影像、制造医疗器械及结合人工智能与医疗技术等方面更领先全国。许多国内民营企业正大幅提高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发展。例如，平安科技构建智能医疗平台，让医护人员提供病人初步诊断结果，提升医疗机构效率之余，更能减低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分流急症室的压力。刚成立的腾讯医疗健康，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协助医疗卫生行业以数字化进行升级转型。
香港应善用国内日益重视生物科技发展的大势，加强与国内厂商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及互补。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香港约有250家生物科技相关企业、160家医疗卫生设备制造商，但本港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发展不足，主因之一是缺少国际一流的大型生物科技机构（如在波士顿由哈佛大学及麻州理工共同创辨的Broad Institute或位于英国剑桥的AstraZeneca）。
可喜的是，特首在最近的施政报告中已明确指定，在位于河套区、2024年开始运作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立大型生物科技研究机构。笔者期望，筹备中的多间研究机构除了中港合作合资外，还可牵涉跨院校、跨国及“官产学研”的合作。业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善用香港品牌溢价，利用卓越高校科研推动“香港标准化”，在大湾区建立统一市场，增加医疗资源及数据跨境流动。
香港其实一直不乏世界级一流生物科技人才及研发，以下列举数个例子。
中大卢煜明教授的无创DNA检测技术
被喻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的香港人——中大医学院卢煜明教授，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与团队研发了“无创性产前检测”，让孕妇在怀孕十二周后检测胎儿是否患有地中海贫血症、唐氏综合症及其他疾病。相比以往的侵入性测试，卢教授发明的无创产检，大量降低测试期间孕妇流产的风险。
卢教授第一次申请研发经费时被拒绝，直至1999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成立创新科技基金，才成功申请400万元经费继续研究。无奈地，最初因资金短缺，卢教授团队的发明，未能在港商品化，从而惠及一众港妈，其他国家如英国的孕妇反而可抢先使用这项技术。到2014年，卢教授决定与中大同事赵慧君教授及陈君赐教授成立雅士能基因科技工司（Xcelom)，为香港市民提供独家授权专利的无创产检，并于2019年起，在新成立的启德儿童医院正式采用其技术，但已足足较其他地区迟了八年。
卢教授曾在访问指出，香港缺乏具丰富科学知识的企业家，香港的企业家普遍不了解科学研究的发展潜力，较少投资需时甚长才有回报的科研项目。
科企在港成立手术机械人研发中心
医疗器械业作为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产业，近年在各国政府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其中，辅助手术的机械人有时比传统人手更胜一筹，能减低手术创伤度，增加准确度，且能节省日益短缺的医务人员人手。参考商业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的研究报告，国内手术机械人市场年增长率为44.3%，市值将由2020年的4亿美元上升至2026年的38亿美元。
本港的初创公司普锐医疗是一成功例子。此公司由伦敦帝国学院哈姆林中心衍生，从2018年起在香港研发手术机械人，专注科研创新，特别是临床转译技术方面。普锐医疗受惠于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的实力，利用涵盖电子、金属、塑胶以至精密工程的顶尖供应商，以及香港的设计及开发基础，成功把创新技术商品化。
传统制药以工业物联网提升品牌价值
传统药业也需要透过智能生产进行业务升级，以适应多变的时代，同时保留传统品牌价值。传统中药厂强调“古法虔制”，尊重调制手法，不能随意更改。对中药厂来说，即使以机械化生产，部份操作流程仍依赖人手。加上现有的技术人员大多即将退休，要招聘及训练年轻一代学徒，变得愈来愈难。
传统药油品牌保心安是成功升级转型的好例子。他们与生产力局合作，研发专用的智能包装设备，一站式自动化以往需要大量人手的包装及封樽等工序，并利用机器视觉技术监控运作，确保工序和产品质量和稳固度。此外，新设备亦通过内置智能数据系统，实时采集生产、设备、品质和能源数据，协助提升生产及管理效率 。
“官产学研”合作 好好利用疫情带来的机遇
笔者所任职的香港大学在疫情初期开始研发疫苗，研发团队亦主动提出在港构建疫苗生产厂房，却不获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在2020年，香港大学的团队成功研制了全球首支喷鼻式新冠疫苗，更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最高殊荣的“评判特别嘉许金奖”。疫苗即将完成第一期临床试验，有望于三年后面世，笔者期望有关当局能全力协助，以“官产学研”的模式加速本港科研转化实际成果。
港府最近对提升科学知识转移及市场化有新思维，例如港大研究团队发明能抑制新冠病毒复制和繁殖的口服药，有赖香港创新科技署、研究资助局及食物及卫生局的医疗卫生研究基金及基础研究种子基金的资助，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成功，并正申请专利。
香港发展生物科技的人才战略
新冠疫情下，本港研发及生产的疫苗及其他抗疫产品，证明“香港制造”仍有实力及品牌价值。纵使本港在生物科技上有上文所述的优势，但仍遇到不少障碍。首先，要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根据香港大学香港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58%受访企业在香港难聘请合适人才，比内地高出17%。国际科研人才竞争激烈外，香港研发人才流失率也很高。香港科研人员通常只愿意于企业工作两至三年，然后到国外或内地寻找更好机会。
由于劳动力市场没有为科学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以实践知识，人才短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此，要解决初、中级科技人才供应短缺的问题，先要解决劳力需求不足的问题。为此，特区政府需借助外国及中国内地大型企业或机构，以经济诱因吸引它们来港设立分支机构， 旨在转移技术及知识，并最终在香港创造高科技就业机会。
另外，香港政府还可增加各所大学科学及科技专业的博士生限额。鉴于本地大学提供的教育及培训受到全球认可，增加的博士生不仅可以填补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人才缺口，更可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生物科技人才培育中心。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可以考虑微调和扩大现有人才计划的规模。 根据笔者与本地初创企业负责人的交流，发现企业透过政府的人才计划聘请外国技术员工时，由于存在雇用本地员工的捆绑安排，遇到不小财务压力。笔者认为有关当局须注意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增加人才计划的灵活性，并简化申请程序。
鉴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特别是与美国，某些学术界和业界的顶尖科研专家，可能在一些推动因素鼓励下，考虑来港发展。但除了经济鼓励，顶尖专家通常会更注重香港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为吸引有经验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需要建造更多人才公寓。于2021年启用、邻近科学园的“创新斗室”(InnoCell)，正是一个解决人才住屋问题的好开始。计划中的北部都会区，应兴建更多更大型的人才公寓，为不同级别的科研科技人才，针对性地解决他们在港的居住问题。
要推动生物科技，除了解决人才问题外，特区政府也可考虑实施另外三项政策，包括： (1) 增加科研资源， (2)提供风险资本， (3)推动在大湾区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由于篇幅所限，往后在此栏再深入解释。
最后，正如港交所前总裁李小加所言，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这场重大科技革命中，充分发挥本港资本市场优势，为生物科技产业作出贡献，把香港打造成为世界生物科技中心。
邓希炜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