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清零｜香港防疫应像上海一样出色　非变西安般的“反面教材”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两年，不同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和市民文化特征，都充分显现在疫情防控这份“考卷”之上。香港现正经历第五波疫情，此前无疑都是在“肥佬”中不断“重考”，最近好不容易有些长进，终于愿意借鉴内地“动态清零”策略，但执行起来总是差强人意——例如上周六（1月22日）向葵涌邨映葵楼发出禁足令时竟然无法安排晚餐，多少令人联想起一个多月前“西安封城”缺粮缺菜的荒谬；又如近日多个社区中心出现大排长龙等待检测的情况，不少市民一等就六个小时，又令人联想起西安全民检测时混乱。反观同样是开放型经济的上海，政府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市民既强调个人权利也遵从专家意见，至日前（1月24日）累计只有3,679宗本土确诊及境外输入病例，被誉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香港作为高度现代化城市，疫情防控理应展现出上海的水平，而不是变成“反面教材”般的西安。

香港强检安排屡屡甩辘

随着第五波疫情的爆发，特区政府终于借鉴内地“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即在严防外地输入的同时，亦会致力阻止社区爆发，一旦发现零星个案时就会围封检测、尽量扑杀。目前已有多个屋邨需要进行强制检测，“香港新方向”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张欣宇昨日（1月26日）在Facebook专页提到，有粉岭区议员和街坊反映有检测中心需要轮候六个小时才能进行，而他昨早亲临现场考察，眼见不少长者和家长早于7时已经在场轮候，但直到11时多“仍然连门口都未能见到”，不禁感慨“看到漫漫长龙中抱着小朋友的家长，看到一大批公公婆婆，令人于心何忍！”张欣宇旋即要求政府官员尽快调配资源增加检测能力，以免市民在焦虑中干等，也不致令采样人员做到筋疲力尽。

事实上，香港并非首次出现大规模屋邨检测，但当局似乎未能汲取经验教训，每次都导致民怨沸腾。最近最为人诟病的，当数出现社区爆发的葵涌邨逸葵楼和映葵楼围封强检，因为政府在物资配送、资讯发放、协作沟通等多项安排上出现混乱。例如上周六（1月22日）向葵涌邨映葵楼发出禁足令时，竟然以准备不足为由拒绝安排晚餐；民建联立法会新界西南议员陈恒镔则指出，曾接获逾千名居民查询及求助，包括有确诊者收不到检测呈阳性结果，楼道内垃圾堆积无人清理；另有Facebook用户在地区专页揭发，负责派饭人员在距离垃圾桶不足一米的范围之内分发餐盒，而垃圾桶周围都是垃圾。

天寒地冻，大排长龙，等待检测；围封禁足，缺粮缺菜，安排混乱；受检市民叫苦连天，工作人员筋疲力竭......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正正出现在一个月多前的西安。

西安见步行步屡出乱子

2021年12月9日，西安突然爆发本土疫情；12月23日，当局开始采取俗称“封城”的封闭管理以防疫情扩散；12月31日，全市累计新增1,451宗确诊病例；直到今年1月5日，终于出现“拐点”。很多人都难以想像，当国家已有两年防疫经验和武汉封城的前车之鉴，西安作为西北第一大城市，同样采取“动态清零”策略，表现竟然如此不济。

“动态清零”的关键一步，就是进行流行性疾病调查（流调），快速追溯传染源，再就传染源、确诊者、密接人群采取三点一线式闭环管理。然而，西安竟然“出闸脱脚”，一开始就未有做好流调，例如在政府初期通报的三条传播链中，长安大学的传播路径一直扑朔迷离。《中国新闻周刊》曾在《拷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狠批，西安流调工作“就是一笔糊涂账”。分析指出，问题在于流调队伍只有300人，严重制约相关能力，结果既未能查清源头，又苦了超负荷工作的流调人员。

流调差强人意，就必须依靠多次大规模核酸检测，不料又出了不少乱子。截至1月4日，西安合共启动七轮核酸检测，但几乎次次混乱不堪，很多区域出现不戴口罩又未能保持社交距离的人群聚集——既无助于筛查确诊者，又大幅增加传播风险。流调无效，检测无用，只能靠“健康码”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以切断潜在确诊者进入公共场所产生传播的链条；可是，匪夷所思的是，半个月内西安用于显示健康码、电子核酸证明的“一码通”连续两次发生故障，而为纾缓系统负荷，政府竟建议市民非必要不要亮出健康码。

民怨最为沸腾的，当数在“封城”之初，当局原本规定每家每两天可以单人外出采购一次，但后来无故废止有关规定导致很多家庭措手不及，顿时陷入缺粮缺菜的困境。据当地民众反映，问题事源平常负责物资配送的工作人员不能出门，而政府又未能及时组织后备力量，例如调动不同辖区、街道办、区委会等等，结果即使有物资也无人运送。

上海保持警惕精准防疫

同样是“动态清零”，上海的表现就被誉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直到目前为止，当地从未进行过“全民检测”，更加没有采取过“封城”措施；而且截止日前（1月24日），累计全市也只有3,679宗本土确诊及境外输入病例。

2022年1月13日，上海静安区愚园路228号的一间面积不足220平方呎的奶茶店被列入“中风险地区”——有别于全国疫情风险等级名单当中常见的小区、屋苑及大厦，这间奶茶店刷新了全国中风险地区的最小单位纪录，堪称上海精准防疫的缩影。锁定奶茶店为“中风险地区”之后，当局迅速追踪与确诊者相关的300多名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管控，并对三万多名周边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所有结果均呈阴性。

“锁定奶茶店”的精准防疫模式被广为传颂，因为它在尽量不影响更多人的情况下，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传播渠道。事实上，上海的防疫表现早就成为全国典范，《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曾经刊发文章《软硬兼施！上海又交出了一份“模范作业”》，引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总结的上海经验：“上海做到了‘广、快、早’，即筛查要广、反应速度要快、通过发热哨点诊室与发热门诊把疫情控制在早期，用最低成本解决最关键问题，让老百姓多享安心、少受烦扰。”

上海市市长龚正上周六出席记者会时，认为关键在于上海始终强化忧患意识，从严从紧压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尤其是当国内其他地方发生局部疫情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下一个发生疫情的会不会是上海？如果发生在上海，我们怎么控制住？如何采取措施做到疫情尽可能不在上海发生？”

至于上海的精准策略，龚正指出有两大要点——首先，力争“早、准、快”，落实两小时到达现场，四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的核心信息的调查，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区域管控、转运隔离等；其次，做到“八早五最”，在疫情防控上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处理突发情况时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且要细致到最低层级、用最短时间、花最小成本、解决最大问题、把对城市影响降到最低。

“外防输入”沪港高下立见

有些人会反驳，诸如此类的“防疫口号”，其实特区政府也有不少。那我们不妨以如何严防境外输入为例，来对比一下两地的具体做法。

“豁免检疫”是香港一直存在的防疫漏洞：2020年3月的第二波疫情，事源欧美爆发疫情导致当地港人纷纷回港避疫，而在未有严密检疫措施的情况下，境外返港人员毫不意外地把病毒带入社区；到2020年7月的第三波疫情，特区政府并没有要求海外抵港人士进行集中隔离，甚至容许船员和机组人员等豁免病毒检测、自由出入社区；至2020年11月的第四波疫情，尽管特区政府终于对海外抵港人士采取集中检疫措施，但并没有进行“闭环式”管理，而是容许检疫人士亲友前往探访，结果社区传播一发不可收拾。

事隔一年后的第五波疫情，源于当局为了便利航空公司的营运，甘愿赌上疫情重临的风险，而豁免机组人员进行“强制性”和“闭环式”的集中检疫，容许他们自律在家隔离，结果有人违反规例外出聚餐，也有人传染同住家人。

反观上海，作为境外入境航班最多的内地城市，浦东机场至今仍承载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出入境航班客流，而全市总人口超过两千万——这对人口密度和人员流动频率极高的上海来说，“外防输入”的压力并不比香港小。

每当有境外输入，上海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16个区的驻点人员进驻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实行严格口岸防控，实现“从舱门到家门”的三个闭环管理：入境人员机场专用通道闭环落实分流排查，发现发热或者疑似症状的入境旅客，在十分钟内安排120车辆转送指定医疗机构；建立居家隔离“直通车”，形成机场驻点登记、临时集中留验、街道交接、社区居家隔离观察；建立社区隔离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居家隔离。按照流行病学调查要求，上海要求4个小时内确认全部密接人员，前方流调要求“1小时1报告”制度，以便于指挥部会同专家组对流调反馈信息进行综合研判、查找关键信息或者疑惑点，明确线索和下一步流调方向。

随行的机组人员亦在防疫体系之内，根据国家民航局最新《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技术指南》，落地上海的航班，无论属于客运或货运，国际或地区、过夜或未过夜，所有的机组人员都要在入境后“执行集中隔离14天，健康监测7天”，即使是在上一目的地未曾下机的机组人员，在入境首次核酸检测阴性后可获豁免集中隔离，但仍需视乎实际风险进行7天至14天的社区健康监测，期间每隔1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

没有互信，哪来配合？

都说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达到现代化的“大考”。从城市治理角度来说，“现代化防疫”的关键在于，城市管理者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的充分认识和尊重，能够及时与市民进行平等沟通，随时因应不同情况调整应对、满足需求。

因为疫情断断续续，大多数人已经不太耐烦，如果政府政策得不到市民的谅解和配合，这场持久战就很容易节节败退；而如果政府要令市民保持信心和耐性，就必须要在“坚决防疫”和“保障民生”之间取得平衡，尤其要在“保障民生”上下更多功夫。

香港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单从疫情防控来看实在令人难言满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政府缺乏公信力而不被市民信任，所以政策无论好坏都会得罪人民，根本难以顺利推行。

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市民对特区政府缺乏信任，市民排队买口罩和争相买日用品的画面频繁出现。到5月，港府免费派发“铜芯抗疫口罩”，要求市民登记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故被质疑有目的索取个人资料。在9月，“国家队”南下支援，当局展开全民自愿检测，又有阴谋论指当局借此收集基因，结果花了5.3亿元，只有不到两百万人参与，仅找出42宗确诊个案。至11月，港府推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以便市民记载行踪从而识别有否感染风险，但旋即又被批评“侵犯私隐”而遭到一定规模的抵制。去年2月，当局展开疫苗接种计划，毫不意外地被质疑“未有足够临床试验，捉市民做白老鼠”云云，令接种率直到近日才达八成最低目标。

可以说，当政府和市民缺乏尊重和互信，人和病毒的矛盾也就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所以抗疫之路难免“走走停停”，治理成效也就“事倍功半”——明明有着媲美“上海”的资源，却做成了“西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