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对谈．下｜落地生根 我也是“香港人”
《香港01》邀请“香港新方向”创始人及执委刘畅、会计及金融服务业召集人温凡、教育专业召集人燕妮进行对谈，讨论如何实现从香港社会的“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刘畅谈到，初来香港时也曾因身处异乡而尝尽漂泊无依之感，在与港人的相处中找到温暖，从而对港有了家的感觉。燕妮回忆起学生时代老师同学的善意，冲淡了她初来乍到的不适与彷徨。温凡则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这里的人。”
此为“漂在香港”系列报道四之四
香港01：你们都提到在适应过程中体会到的艰难。具体到生活层面，面临了哪些问题呢？
燕妮：在读书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因此毕业后很迷惘，甚至不知道大学里学的东西有什么用。学金融、读商科的同学因为专业性较强，很清晰自己未来的职业路向，毕业后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但对文科生来讲，我们学习的主要是一些思考层面的东西，这在职业层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心里都不清楚。因此，怎么在香港发展，成为我面对的非常具体的问题。
温凡：香港就是这样的经济结构，大部份工作岗位都集中在四大行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贸易及物流业与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但这是否代表只有学这些专业的人才能进来？我认为门槛没有那么高，因为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燕妮：我同意温先生的观点—专业会否限制毕业生选择职业的方向呢？其实我后来的职业发展也是从自身的经历而来。我认为，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就业和职业规划方面是不足够的。有鉴于我自身的经验，职业培训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从事了职业培训行业。
刘畅：找工作其实不仅是“港漂”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香港社会在面临的难题—这背后反映了香港产业单一，这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一部份。目前很多创业公司—包括我自己，都在思考怎么把产业的蛋糕做大。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及整个行业去配合、去思考出路，绝非“港漂”或者香港的年轻人自己能够解决的。
现在香港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就业率本身很高，但年龄层愈低，失业率愈高，也就是愈是年轻愈难在社会上找到工作，许多年轻人面临失业和贫穷问题。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给年轻血液。
养儿育女顾虑升学教育 与港人同关注社区支援
香港01：所以我们看到，“港漂”和香港本地青年其实都在面临香港深层次矛盾引发的种种问题。
刘畅：没错，不仅是青年就业方面。有了小朋友，更关注香港的医疗、教育问题，要规划孩子去那里读书、为什么去这间学校，要花多少钱、给多少学费。人生轨迹发生变化就会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会面临社会存在的问题。比如我会发现，香港很少全日制的托儿机构，一个地区只有一百多个全日制托儿的名额。其次是幼稚园，理论上幼稚园是为了“解放”父母，因此应该是全日制，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但香港的全日制幼稚园数量严重不足。
接下来从小学教育开始，有私立、公立之分。如果你要去公立学校，还存在一个所谓的“细致的问题”。比如学校这学期有100个名额给小一学生抽签，如果孩子有亲朋好友在这间学校读书、工作、甚至是董事，那么他可以直接去读书。假如100个名额里有60多个孩子靠世袭入读，实际抽签的只有30个。这是不是不公平的地方？
这就很矛盾：香港政府一直鼓励生育，但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父母都要上班，那怎么办？只能去请佣人—这对家庭来说也是经济压力，那么生育的欲望自然会下降。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遇到不同问题，遇到问题才会去关注各种议题，才会意识到这个社会有时候无法提供应有的帮助。大到子女的教育、税务、医疗等问题，小到我们家后山有猴子跑下来偷吃垃圾等，我们都会去想办法解决。这其实就是我们关心社会、和社会互动的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你要落地的生活，才能意识到有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希望它变得更好。有了这种愿望，你就会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改变肯定有，首先是少了很多“黄”的朋友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社会运动）这件事 为我们提供了政治上觉醒的机会 我们对国家、香港的政治出路等 问题的关注度会提高
香港01：2019年的社会运动对很多“港漂”来说，是人生选择上的一个转折点。对大家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温凡：改变肯定有，首先是少了很多“黄”的朋友。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件事为我们提供了政治上觉醒的机会。以前可能大家不太会思考这些问题，但在这件事之后，我们对国家、香港的政治出路等问题的关注度会提高。
当时中环有一个人去买外卖的时候被打，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我就会思考为什么？香港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吗？为什么这些矛盾会积累到现在的地步？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会更想了解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有没有办法解决？了解得愈多，就愈想做点什么，因此产生了对这个地方的责任感。
燕妮：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无论香港还是内地，彼此之间的误解非常深，才造成这么大的冲突，当时觉得很心痛。所以我会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两边了解对方真实的一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比如阐述更多中立的意见、弥合双方的矛盾等。最初只是一些思考，后来渐渐落实到行动。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认识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责任。2019年对“港漂”来说，部份人会感受到撕裂带来的冲击，感受到香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许他们会选择回去，但留下来的人会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
刘畅：就好像《香港01》的口号“是时候改变了”。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任何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理解，使你感到不安、迷惘。然后，你就会坐下来思考：为什么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到了这么激烈的程度？对此，我能做些什么？
我们心中的香港还是那个多元、包容、尊重法治的社会，这是我们喜欢香港的原因。只不过现在这里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去解决。我认为，无论是什么阵营，都应该在解决问题时达成共识，比如教育、医疗、房屋、养老、青年，这些问题是不分阵营的。大家应该撇开对立的焦点，坐下来讨论香港未来到底要怎么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这也是“香港新方向”成立的初衷，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让大家看到有人愿意脚踏实地做事，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温凡：如果人总是让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生活，就无法对这个地方产生家的感觉。我认为要转换一下心态，只要你来了香港，你就是香港人，就是这个社会的持份者。作为持份者，你有表达的权利，有发声的权利—当然，表达需建立在理性认识和讨论的基础上，在大的社会议题或小的民生建设上阐述你的观点。
香港01：作为“港漂”，其实各位最了解“港漂”的需要。在你们看来，哪些事是政府力所能及、能够留住“港漂”人才的事呢？
刘畅：其一，我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制定一套人才政策—不仅仅是对“港漂”，而是面向全球的人才。对人才到底采取怎样的态度，政府应该有清晰的指引。比如，要把握高新技术人才，政府就应该促进这方面的产业发展、提供支援。其二，政府对产业政策也应该有清晰的论述。也即是说，发展产业并非仅仅为了留住某些人才，而是对香港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有一个整全的规划，这样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专才。
燕妮：我们看到内地许多城市的人才政策都会考虑到居住问题，提供青年公寓、廉租房之类的居所。对于“港漂”而言，住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全香港市民都在承受的。如果能在住房问题上提供一些帮助，我认为对于“港漂”来说，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存状态上，都能缓解很大的压力。
温凡：香港的政策制定者在考虑香港的公共政策的时候，需要把“港漂”的需求考虑进去—比如我们写文章提到的探亲签证等问题。“港漂”群体已经达到几十万人，只有把这些人的需求放到政府制定政策的框架中去，才能让他们对这个地方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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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69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15日）《与港漂对话：我也是香港人》。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