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二|缺长远规划 香港沦为“人才”中转站

撰文: 程雪
出版:更新:

拿着印有“永久居民”字样的身份证,Will从不自称“香港人”。与此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港漂”。“我不喜欢用一个群体身份来给自己贴标签。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时总会出现愚蠢的人。”他戏谑道。Cherry与Will想法相同,“我觉得‘港漂’是个圈儿,我不想进入这个圈子。”她说。
客观地说,“港漂”主要指通过各类“人才入境计划”来港工作或读书的内地人士。就其定义而言,Cherry和Will都是标准的“港漂”,但他们对这个身份并不认同。这种认识看似矛盾,实则是因为“港漂”身上凝聚着陆港冲突的缩影,这一身份认同本身就充满了撕裂。
此为“漂在香港”系列报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港漂.一|说走就走的港漂 留不下的香港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认为,“港漂”不是“移民”,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他们学历高,有能力或者专业技术,与移民来港落地生根的‘新移民’不同,他们有更强的流动性,可能随来随走。”

周永新的观点也反映在数字当中。根据入境事务处的统计数据,2003至2012年间共批准57,126宗“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的申请,其中只有7,033名根据该计划来港的人士在2010至2019年期间取得居留权。由此估算,“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的人才中,仅有12%在港居满七年,且最终成为香港永久居民。透过每年配额1,000人(2020年增至2,000人)、根据计分制评核申请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定居的人士不多,当局每年批准的申请仅数百宗。最新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在2018年5月实施,截至2019年9月底,当局只接获291宗配额申请,仅批出86个工作签证。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认为,“港漂”不是“移民”,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流动人口”。(资料图片/郑子峰摄)

至于非本地学生,统计数据显示,近年内地来港学生数字有所上升,但愈来愈多内地生毕业后选择离港。2019年,入境事务处向内地学生发出的来港就学签证达30,707宗,较2015年的18,528宗增加65.7%。但同时期,根据“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留港的内地生人数仅微升2.3%,从9,541人增至9,757人。

2015年,端传媒估算实际留港的“港漂”人数达到7.98万人,即每一百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是“港漂”。此外,端传媒的“港漂问卷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是18至30岁的青年,其中18至25岁青年占总人数近半。过半数受访“港漂”有研究生学历,近三成半有本科学历,7.7%有博士或以上学历。超过三成受访“港漂”是在校学生,其余“港漂”中,有23.8%从事金融、地产、保险行业,人数最多;其次有18%从事文化、教育、传媒行业,从事科研、技术类行业的仅有7%。

粗略勾勒“港漂”的基本面目:青年、高学历、流动性强、主要从事“金地保”行业。不过,这不是香港主流舆论对“港漂”的认识。随着2003年后港府推出各项内地人才输入计划,并扩大本港大学招收非本地生比例,“港漂”身上渐渐累积了与本地学生争夺教育资源、工作机会的污名。2013年,有网民在报章刊登广告,反对大规模招收内地学生占用本港大学资源,指摘内地生毕业后留港就业抢饭碗,要求减收内地生,保障港人升学就业机会。2014年占中事件后,陆港矛盾激化,内地学生与本地学生爆发诸多争论:小如大学宿位、繁简体字、学生会费等争议,大到香港民主政治前途等重大议题上的取态,类似事件不断加深港人对“港漂”的负面印象。再到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港漂”更成为磨心—中大国旗事件、港大校园冲突、种种“私了”都将“港漂”置身于陆港冲突的前线,承受压力与非议。

“说‘港漂’分薄工作机会,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人口健康讲座教授叶兆辉说。他以“分蛋糕”理论解释,“如果有四个人分一块九吋的蛋糕,每人分四分之一。再来两个人,把蛋糕做大到18吋,每人分六分之一,到手的蛋糕究竟是更大还是更小?”

“说‘港漂’分薄工作机会,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人口健康讲座教授叶兆辉说。(资料图片/卢翊铭摄)

正如叶兆辉所说,“港漂”实则是助益香港做大蛋糕的人才。在缺乏天然资源的情况下,香港致力于发展为知识型及创新主导的经济体,因此,竞争力更取决于能否汇聚人力资本,借此推动经济增长。人才有助发展创新概念、引进崭新技术和创作创意内容,这三者恰是关键所在。然而,近年来,人力资源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港的人力资源在质与量两个层面都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香港人口老化严重,生育率下降,将直接影响人力供应。周永新分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曾达到生育高峰,1994年新生婴儿人口达到71,646人。按照推算,三十年后的今天也应该迎来生育高峰,但近年香港新生婴儿持续下跌,2020年新生婴儿人口仅有41,958人。随着出生人口减少,2020年政府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是747.4万,比对2019年下跌0.6%,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跌幅。

根据劳工及福利局公布的《2027年人力资源推算报告》,香港人力供应按推算会由2017年的364万人,上升至2019至2022年间的367万至368万人高位,然后下降至2027年的357万人。(见图)换言之,在2017至2022年间,推算本地人力供应同比平均增长0.2%,在2022至2027年间则同比平均下降0.6%。在2017至2027年期间,本地人力供应同比平均下降0.2%。如前所述,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人口萎缩、劳动力见顶后回落,整体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因此增加人力的需求日益迫切。周永新指出,未来香港人口及劳动力增长主要依赖移民,因此移民的质量将直接影响香港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科技战”的本质就是“人才战”,这亦要求香港加入全球愈发白热化的争夺人才竞赛当中。

香港人口老化严重,生育率下降,将直接影响人力供应。(资料图片)

然而,本港多项人才入境计划成效不彰,人才流失率颇高。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2020年IMD世界人才竞争力报告”(IMD World Talent Ranking 2020)中指出,在吸引和挽留人才方面,本港的生活成本一向偏高,更排在全球第60位,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大。

“我们甚至没有迈出人才政策的第一步。”叶兆辉批评道,“以‘港漂’为例,有多少‘港漂’留在香港生活?他们是什么人?有多少‘港漂’离开香港?他们为什么走?港府甚至没有相关数据,就更别提了解‘港漂’群体。”在他看来,人才政策的出发点应是了解人才构成及其所需,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才能把他们留在香港。

“香港产业贫瘠,现实问题复杂”

小程就是香港急需抓住的人才。他在欧洲攻读“工业流数据高性能计算”博士学位,毕业后投身工业4.0行业,从事智能制造专业。2019年,他通过“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在香港一间大专院校任职助理教授。目前,他在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

在海外漂泊十多年,小程开始怀念家乡,渴望在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扎根,稳定下来。来到香港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漂泊并未结束。“尽管是华人社区,但文化上还是有一些隔阂。我会觉得自己还是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没有归属的、安定的感觉。”他剖白,“香港只是我的中转站,未来应该会回内地。一是因为香港没有让我发展专业领域的土壤;二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就职业发展而言,香港的科创产业在小程看来还是一片荒漠。(资料图片)

就职业发展而言,香港的科创产业在小程看来还是一片荒漠。“我在欧洲时有在高校做研究的经历和在公司工作的经验,香港也是同样。但香港无论是从政策支持、产业发展、产学研一体化,还是公司文化、创新氛围上来说,都差很远。”从政策支援的角度出发,小程发现,尽管香港政府口头上支持创科发展,但并没有非常具体的发展规划与扶植安排。“对初创公司来说,香港的创业环境较之欧洲、美洲和内地来说是最差的。”他发现,身边没有人能够在香港做得成高新技术创业,都需依托深圳或内地其他大城市。而在人才引进方面,较诸内地其他城市的优惠政策,香港也少有作为。“欧洲对人才的宽容度更高,合作方式更多元。”例如可以根据需求向学校、政府、企业及欧盟申请项目资金。“也即是说,有多个层面的资金支持,帮助你完成你想做的科研方向。”

欧洲“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较成熟,企业与高校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香港的学校,以我所在的组为例,也有和固定的公司合作。但这些公司往往是科研出身的人自己开一家公司,继续从事科研。你会发现这种合作是科研和科研,而非把科研转化成产品,我没看到后者。”

更使小程困惑的是香港的公司文化和创新氛围,“没有人想着去做点新东西。”他略感无奈地说。在欧洲工作时,小程所属的部门是研发部,一半的时间在做科研。“大家提出一些新的点子时,公司会提供资源和平台,给予时间和人手,助你落实创意。”在公司的鼓励下,员工愿意提出意见并努力实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在香港却没有这样的环境。

小程观察发现,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产业创新不是排在首位,所以公司不会提供充裕资源给员工实践创意构思。“公司高层也想做产业创新,但由于成本高、收益慢,所以推进的过程很缓慢。”他分析道。员工一方面缺乏创新的动力,一方面由于生活及工作压力较大,首先要考虑的往往是“保住呢份工”,自然也没有余力提出新意念。“目前,我们公司还停留在生产线电子化这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战略上是正确的,只有把这个先做好,才能结合科研有产出。”但是,小程和内地的公司交流发现,内地公司的发展效率更高、志向更远。“他们有更明确的规划和具体的时间表,不像香港这边还处于‘见步行步’的状态。对我而言,内地的工作方式更具吸引力。”

此外,香港楼价高企、教育及医疗资源紧绌等现实问题,也使港漂对于在香港定居望而却步。(资料图片)

此外,香港楼价高企、教育及医疗资源紧绌等现实问题,也使小程对于在香港定居望而却步。“在欧洲工作状态相对轻松,买房很便宜,公立医疗和教育资源充足。我放弃了那边的环境选择香港这个高难度的地方,让我感觉有落差。”他说。

2019年社会运动中,学校安排小程居于深圳的青年公寓。“我非常喜欢深圳的生活。走在街上,让我有一种亲切感,觉得自己属于那里。”这种感受坚定了他回内地的决心。

(文中Cherry、Will、小程皆为化名。)

上文刊登于第269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15日)《漂在香港》。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269期《香港01》周报精选内容:

【封面报道】全球最低企业税警告香港 国际税收改革潮来了!

“十四五”目标明确 香港仍陷社经规划迷思

漂在香港

科网巨头主导世界秩序?“军事科技复合体”成现代新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