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150周年｜“舍我其谁卫我城”的崛起与殒落
和香港的故事一样，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的故事，也是一个很难说的故事。
该怎样描述一百五十年前巴黎公社的这段特异历史？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失败试验，抑或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是女权运动的先驱，抑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搬演的历史闹剧？无论如何，巴黎公社开启了后人无限的想像，憧憬在权贵阶层的精英统治以外，普罗市民通过直接民主、实践平等参与和自主掌握命运的可能性。
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战败被俘，其后流亡至英国。巴黎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市民自发接管巴黎实行自治，并进行各种各样具开创性的社会实验。但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重新集结的法国政府军开进巴黎，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在血腥镇压下落幕。
近十年前的初夏，我造访巴黎时，恰巧住进毗邻左岸大学区的第十三区，那里有一个叫“鹌鹑之丘”（Butte-aux-Cailles）的小社区。狭长曲折的石板马路和朴素沉实的平房，交织成鲜见游客的宁静住宅区。在一百五十年前，政府军从凡尔赛宫开进巴黎之际，曾在此和公社社员发生激烈战斗。
在鹌鹑之丘，有不少关于巴黎公社的遗迹。当地有一家著名的餐厅，名叫“樱桃成熟时”（Le Temps des Cerises），这是一家工人合作社，员工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是我在巴黎数天经常光顾的“饭堂”。查询后得悉，《樱桃成熟时》是巴黎公社年代广泛流传的流行曲，宫崎骏的动画《飞天红猪侠》也经常播放此曲。
追本溯源，拿破仑三世当政期间曾积极推动经济，巨额投资基建及运输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奥斯曼的城市规划宏图，兴建规模宏大的林荫大道、地标建筑，令巴黎一跃而成现代化大都会。我曾把奥斯曼打造的巴黎，称之为历史上首个“地产霸权”。
正如批判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奥斯曼方案的一切优点，亦悉数化作其死穴。大规模的都市改造计划，令巴黎市民在慨叹传统失落之余，累积了巨大的反政府情绪。市中心区日渐被权贵和外地游客占据，工人阶级被逼迁往近郊的新社区，从中凝聚阶级意识和反抗能量。笔直的林荫大道，则吊诡地变成街头抗争的新战场。凡此种种，最终皆在巴黎公社运动中爆发。
巴黎公社实际上只管治了巴黎72日，但期间推行的社会经济实验却被详尽记录和广泛流传。虽然巴黎公社不再存在，但其精神却深植于法国政治传统之中。巴黎公社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是直接废除军队和警察。公社委员和主要岗位都由选举产生，官员薪金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选民有权随时撤换。工厂则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工厂领导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大量的教会和私人财产变成公共财产，消费品和文化艺术活动皆廉价地供市民享用。据说，巴黎公社时期根本不存在治安问题。
大家经常唱的《问谁未发声》，歌曲来自巴黎的红色历史——雨果在《孤星泪》中描写的1832年巴黎起义。“舍我其谁卫我城”这句歌词经常令我陷入深深的沉思——“舍我其谁”隐含着革命一刻的无限激情，抑或只是革命主体的无限自我膨胀？ 或许正如行为经济学之父赫希曼指出，人们总是在集体激情和个体利益的天秤上摇摆。如今大家日复日在冷气商场包围的愁城中，迷失于大集团连锁店的森林里，延续着同样狂热的血拼厮杀精神……（节录）
上文刊登于第267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31日）《巴黎公社的瑰玮崛起与殒落》。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