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运动员・下｜从投机主义到产业化 体育政策亟需改革
东京奥运会尚余不足100日开锣，特区政府早前破格出手购入电视转播权，交予五间电视台免费播放，让港人观看这场新冠肺炎之下的国际盛事。港府看似十分重视体育，但实际上，很多政策都令体育从业员无以为继—最典型的例子，当数自2002年提出“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方针之后，当局眼中就只有“精英化”，资源不断倾斜，导致“体育运动”被制度二分化。
无可否认，“精英化”制度的确有较大机会为香港带来殊荣，当局投放更多资源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少“非精英项目”其实也有精英运动员，他们同样背负“香港队”之名为港而战，却一直无法获得应有的支援。《香港01》访问了三位非精英项目的运动员，让他们亲自诉说作为非精英项目运动员在港发展的困难；并与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及体育学者雷雄德对话，一探资源分配不均的因由。
运动是人人都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运动从业员可以共同创造“奥运梦”。若政府重视本地体育，不应只把特定项目“精英化”，而是给予每项运动适当支援，让有潜质的运动员拥有成为“精英”的机会。
承接上文：香港运动员・上｜“非精英”运动不值得推广吗？“你是政府的话，为什么要提供资金予非精英项目出国比赛？”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雷雄德接受《香港01》专访时反问。言下之意，难道非精英项目就不值得政府资助发展吗？
体育学者雷雄德：深信体育具社会功能 凝聚社会展现软实力
雷雄德解释，自己只是从学术角度研究香港体育文化，又指不少人尚未厘清香港体育制度。根据《基本法》第14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按照《基本法》的条文，香港所有体育团体均被定义为“民间团体”，包括港协暨奥委会。他认为，作为民间组织，体育团体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其实香港足球队参加奥运，并非代表香港，这个概念大家都搞乱了，他们是代表香港足球总会。”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派出一队作赛，因此政府将机会交予总会。
雷雄德认为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策，《基本法》保障香港市民可自由参与有兴趣的运动，并非政府决定市民玩哪项运动。在这个框架下，政府名义上并无责任主动向每一项在香港发展的运动提供资助；但殖民政府留下的政策框架，不代表要一直保留，若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现况，政府有责任适时调整。
现时香港市民对体育的需求比殖民地年代有所提升，也有不少非主流体育项目在香港发展不俗，重整体育架构有其必要。再者，《基本法》列明政府有责任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政策应令民间组织可依法“存在和发展”。政府依照《基本法》让非精英运动组织“存在”，但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发展”，因此，根据《基本法》，政府也有责任提供协助。
投机主义挂帅重经济效益 体育发展有如走进“死胡同”
《基本法》的条文未清晰要求政府必须资助所有体育项目，但“教育”的责任却不容推卸。雷雄德认为按政制框架，政府未必有需要提供资金予任何体育总会，包括精英或非精英运动，但政府有教育的功能，“政府有责任教育及栽培市民，推广体育有其作用，例如踢足球可提升斗志、坚韧性、团队合作，身体都会变好，这些全都为社会悭钱。”他续指，体育有社会功能，可推动社会向前，而且体育体现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可凝聚社会。
“但政府的公帑应如何分配给13个政策局？这要问政府。我们作为体育人当然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多些资金，但作为香港小市民，衣食住行每样都需要钱。”
雷雄德表示，政府区分精英与非精英运动，只是分配资源的机制，但这个术语对推广体育文化没有帮助。事实上，政府看重的并非促进身体健康、训练团队精神等功能，而是奖牌为社会带来的利益。雷雄德提及1996年滑浪风帆选手李丽珊赢得奥运金牌，当年全城哄动，甚至有大批市民到长洲旅行，“这是基于身份认同，政府更视为稳定社会的工具。”换言之，获奖机会较低的运动被定义为非精英项目，是因为这些项目对政府而言没有帮助，故此“放弃”发展。
香港体育政策反映的不只是政府的“投机主义”，还有社会的价值观，问题症结则源于教育。雷雄德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被政府的政策量化，学生及家长只着重学术成绩，体育变成不重要的一环。再者，政府重视经济效益，期望只把资源投放到“精英项目”，就有较大机会获得更多回报。但雷雄德指出，“体育文化不成熟的地方，经济效益往往较少。”换言之，政府推动体育文化必须具有宏观的视野，并非只推崇某些运动项目。
他建议，若要全面推动香港体育文化，可参考英国做法，将推广体育事务交由多个政策局负责，例如体育与教育有关，政府可将推广责任分派到教育局。
然而，雷雄德认为香港的体育发展已进入“死胡同”，“体育文化对社会别具价值，如果连社会的管理层都不明白这些价值，这个地方的体育发展相对没有前途可言。这是有少许无奈，因为体育文化对社会是好的。”
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政策过时发展滞后 普查重订改革方向
香港体育发展走进“死胡同”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政府订立政策时出现的老毛病─缺乏方向。事实上，政府投放在体育的资源不少，未计兴建启德体育园及康体设施的开支，单计体育界的经常性开支，政府每年均会拨款约50亿元。那么，为何非精英运动总是缺乏资源发展？
“可能问题就是用了这几十亿，最终达到什么？不如看一下KPI（关键绩效指标），考量是不是用得其所。”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政府给予体育界颇多资源，但问题在于政府希望将体育推到哪个层面。
霍启刚表示，“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体育政策早在十多年前定下，在订定政策时，政府对于体育界持份者、政策发展方向及年轻人的兴趣都不太了解，简单而言，政策沿用至今已过时。
因此，体育政策所需的并非微调，不只是增加拨款或兴建启德体育园等基建，而是了解市民及体育从业员的需要。霍启刚认为，若要为体育政策或资源分配的机制作出调整，政府应先做普查，了解市民喜欢哪些运动、哪些体育项目具发展优势等，“看看什么运动可以多加推广。我大胆提出，可否利用人口普查，五年一次，可以清晰看到（体育）趋势在哪里。”如此一来，政府更掌握民意，了解市民对于非精英运动及新兴体育的喜好。
霍启刚表示，近年留意到闪避球、躲避盘等新兴运动冒起；另外，新加入奥运及亚运竞赛项目的运动如滑板、攀岩、电竞等，都是时下年轻人较感兴趣的项目，“从普及化的角度而言，应否提供更多资源让他们发展呢？”
他又指出，不少非精英项目渐获国际关注，“我们是否可以早点提供资源，聘请更好的教练，培养更多运动员，让该项目在其他国家冒起前‘先饮头啖汤’？”政府在推行或改革政策时总会出现一种弊病─拖延症，但体育界的竞争却分秒必争。霍启刚表示，若再过五至十年，该项目已在全球普及，香港运动员要有成绩变相会更困难。
提倡体育“产业化” 扩阔精英项目指标
现时的运动员资助制度主要由奖牌主导，非精英或新兴项目难以获得足够资源发展。然而，霍启刚认为，现时的精英项目制度是必须的，但因资源有限，难以平均分配。不过，港府应扩阔运动员及体育总会申请资助的指标，不应以奖牌为依归，“我们选择精英项目时能否更弹性？很多体育总会担心没有足够资源、没能力聘请教练。”他举例指，虽然英国亦以奖牌为本，但他们会考虑该项运动能否在草根阶层普及、国家发展潜力，甚至国民体格等。政府根据详细研究，订立发展方向，“例如精英项目的目标清晰，就是奖牌。非精英项目的要求不是拿多少分，可以是将运动普及化。”
此外，霍启刚认为，让运动“产业化”可帮助非精英运动开拓更多资源。他指出，大家不应该停留在讨论资源不足的问题，若政府可提供的资源有限，更应该思考如何“做大一点”，从现有的资源衍生更多资源，“产业化”是其中一个方法。他表示，榄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七人榄球赛为榄球总会带来可观的收入，运动员更可获商业赞助，取得更多资源训练及推广，其他运动亦如是，“政府透过民政局支持体育发展，民政局看的是补助项目，但产业、商业运作则是商经局负责，这个思维可否打破？他们能否共融？”
体育项目难以自负盈亏，归根究柢，政府必须先了解体育界的版图，重新订立发展方向，“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很固定，不会变。但世界正改变，有很多新兴体育冒起，有很多范畴尚未有定局。世界走得很快，你不支持他们是很难发展的。”
上文节录自第266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24日）《 体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 “非精英”运动不值得推广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