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四】谁说穷人没有生育权利？
环顾亚太各国和地区，同样面对人口结构问题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早已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提高生育率，试图尽早分担未来的财政及医疗压力，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其中又有什么人口政策值得香港借鉴？假如香港政府需要从根源上鼓励生育，又应该怎样去做？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社会更加宜居？
人口老化系列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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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经济负担重，养育成本高
因此，鼓励生育的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否把握住抑制港人组织家庭的关键，同时去除经济负担重、养育成本高的生育障碍。对香港市民而言，高昂的楼价早已成为港人婚姻和生育上的一道门槛。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钰莹直言：“说到底还是楼价太高。”性空间不足、“穷人无生育权利”等引起港人无限共鸣的话题，亦正好道出香港市民对社会现状的无奈，以及经济结构的扭曲。
香港楼价高人所共知，在发展商囤地、炒高楼价之际，香港公屋轮候册上的平均轮候时间达到5.8年，市民苦苦居住于狭窄的生活空间之中，自然会影响结婚和生育意愿。政府要在建屋问题上急起直追，同时亦可借鉴新加坡政府的人口政策，将住房与结婚生子相互结合，借此减缓老龄化的趋势。
新加坡不但在住房投入大量资源，甚至提供住房政策，让未正式登记结婚的情侣可优先申请组屋。情侣可以向政府缴交订金申请组屋，一般须等待一至两年便有房可住。惟政府要求情侣在申请组屋后必须在半年内结婚，不然会没收订金和取消申请。年轻的夫妇也可以申请中央公积金住房补助（如家庭补助和额外中央公积金住房补助）以购买组屋。
此外，在现行的“育儿优先配屋计划”（parenthood priority scheme）下，新加坡政府会向在等待入住组屋期间的育儿家庭提供半价或以上的租房折扣。2019年9月，当地政府和建屋发展局公布了最新的额外安居津贴（Enhanced CPF Housing Grant，EHG），新婚家庭在预购组屋或转售组屋时，均可享有最多八万新加坡元（约46.54万港元）的津贴。另外，新婚家庭申请的组屋离原生家庭愈近，政府会提供最多三万元新加坡元（约17.45万港元）的补助，借此拉近跨代之间的距离。
相比之下，新加坡单身族要35岁或以上才可以申请组屋，购房和租房补贴也会比夫妇少。这样看来，上述政策或许有些“歧视”单身族，却能减轻家庭的住房负担，降低结婚的住房门槛。陈梦妮指出，“这样才能让年轻人放下对住房的忧虑和结婚的压力。”
消除全职女性生育顾虑
然而，单单以住房来鼓励结婚生育，并不足以扭转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等问题，特别是在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单身文化和晚婚观念等因素影响下，政府更需要顺应现时“晚婚晚育”的趋势推出相应政策，以扫平全职女性的生育顾虑。
新加坡与香港同属晚婚社会，当地政府留意到女性愈来愈重视自身职业的发展，会把婚后的生育计划推迟至30岁或以后，故此向夫妇提供生育治疗补助，并报销其中75％的治疗费用。陈梦妮形容，“生育治疗补助能够让女性有更多选择，消除（女性）因晚育而带来的高额医疗成本的顾虑。”
虽然香港政府曾扬言要增加辅助生育诊疗服务的供应，但2017年，公立医院的体外受精轮候时间仍需等候5至18个月；私家医院的等候时间虽然只需两个月，惟检验服务或自购药物均须自费，政府不提供生育治疗补助， 这无疑成为了全职女性计划晚育的一道障碍。
事实上，政府多年来只是口说要消除生育的阻碍，实际上依然没有创建一个“家庭友善社会”，双职父母往往因担心未能解决照顾子女的问题而搁置生育计划。
所谓“家庭友善社会”，即以家庭的需求为导向，在养老和育儿上推出政策为家庭减压，同时为想继续投身工作的女性或在职母亲减轻负担，让她们可作选择，而非被迫放弃工作。在这方面，香港有意仿傚新加坡政府创建“家庭友善社会”，并“建议”雇主配合员工的家庭需要，为其提供婚姻假、家长假、恩恤假等特别假期。可是迄今为止，香港本地雇员法定产假只由10周增至14周，比新加坡的16周、丹麦的18周及内地各省约18至25周的产假还少；而男士侍产假只由三天增至五天，远远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政府资助两周有薪侍产假的水平。
更为无奈的是，香港的家庭特别假期只留在“建议”层面，未有仿傚新加坡政府主动立法，资助育有七岁以下儿童的父母享有每年六日的“儿童照顾有薪假期”（childcare leave），而育有7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能每年享有两日的假期。此外，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一次性最多8,000新加坡元（约4.65万港元）的生育奖励、退税政策，又设立“婴儿花红”和儿童培育账户，以家庭和政府配对的形式为新生人口储蓄，与市民共同承担生养子女的责任，从而降低生育门槛。
与之相反，香港父母要独自承担平衡职务与照顾幼儿之间的责任，在工作和家庭间来回奔波。有此等苦况，香港的新婚夫妇会“恐育”也是理所当然。
可以想像，增加产假、家长假等有薪假期，以及推行弹性工时或地点等措施，确实能够帮助在职家庭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亦有助消除生育疑虑。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理解推动“家庭友善社会”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并愿意承担雇员多放几天有薪假的损失。
早在2003年，新加坡劳、资、政府三方组成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策略委员会便制订了推动雇员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策略及措施，并设立工作与生活和谐津贴，向当地公司发放上限为每间公司16万新加坡元（约93万港元）的补助，以弥补弹性工时或地点对企业的损失，同时激励业界推动“家庭友善社会”的倡议。陈梦妮形容，“这种做法不是强迫企业推行，而是激励企业，让企业有动力推动，这样才有意义。”
随着经济、文化和结婚观念的改变，新加坡的结婚率和生育率皆呈下降趋势，但经过新加坡政府历年的政策支持、降低结婚门槛、减轻家庭生育压力、努力创建“家庭友善社会”，情况似乎有所纾缓。据新加坡统计局的资料，近十年的“粗结婚率”（Crude Marriage Rate，指一年内1,000人中结婚的比率）只有2019年的5.9‰为最低，其余皆为6.1‰或以上；虽然总和生育率远远未有回到2的人口更替水平，但近期下降趋势有所减缓，维持在1.2人左右。
诚然，政府要鼓励生育，就需要投放大量的资金、装置和技术，但即便如此，亦未必能即时扭转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往往要五年甚或十年才初见成效。但是，当多份政府统计报告都指出，十年以后香港将会步入“超老龄化”社会，社会生产、消费形式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香港“快马加鞭”增建安老院舍，都未必有相应的劳动人口照顾老人起居所需。假如政府仍抱持旧有的“少干预”政策思维，最终衍生的社会问题，还是要由市民承担。
多样化政策满足不同需要
陈梦妮认为，政府不应将鼓励生育理解为“一种生活模式”的倡导，更不要“强迫生育”，反而要推出多样化政策，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有些女性想在家里带小孩，所以你不可以逼迫这些人出去参与劳动；有些女性想单身，你也不能逼迫她，反而要考虑到她们各自的需要。”
“如果政府要鼓励妇女工作，便要提供相应的幼儿设施，它需要政策相互匹配，创造家庭友善的环境；即使是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也要有相应的社群和公共设施去支持。”陈梦妮认为，“要以人为本，为此可以稍微放缓经济增长，让港人能有较好的生活素质，这对香港长远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坦言，“假如一直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不一定能持久的。虽然经济高速增长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政府可以推出一些政策，平衡经济增长和市民的生活素质，从长远来看，香港的社会反而能够持续发展，也能够稳定下来。”
或许婚姻和生育在东亚高收入地区愈来愈不受女性欢迎，但疫后香港出现的“人口崩塌”，无疑令人口老化和劳动人口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恶化，假如政府仍然“视而不见”，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无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即使市民愿意结婚生育，在高昂的楼价、生养成本面前，只怕会“有心无力”。因此，政府应该推出更多干预性和适应性人口政策措施，立法推动“家庭友善社会”，为市民扫平生育的障碍，减缓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令城市更加宜居。
上文节录自第265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17日）《“少干预”人口政策 “少子化”后患无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