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智障男童堕毙案｜宿位不足、人手短缺——悲剧是这样酿成的

2016年，14岁中度智障及自闭症男童梁子骏在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堕楼身亡，事隔五年，死因庭昨日（5月4日）裁定死者“死于意外”。裁判官黄伟权在庭上指社署订立的残疾院舍守则是“美丽的图画”，批评院舍1：40的人手比例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聆讯揭露种种制度缺陷、院舍规管问题，暴露出社署在院舍质素、员工培训及问责机制等方面要求不足，以致院舍疏忽照顾导致悲剧发生。私营院舍监管不足是谈了又谈的老问题，然而这次悲剧背后，亦有被香港社会长期忽视的中度智障学童宿位不足的困境。

“私营残疾院舍根本不适合残疾儿童入住。”多年致力社福工作的立法会前议员张超雄直言，私营院舍由于入驻人士年龄不等，性别不限，且身体状况各异，容易存在欺凌状况；加之院舍人手有限，不能兼顾无力自保的残障儿童，往往使得儿童成为遭受欺凌的对象。

另一方面，残障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受的特殊辅导、体能训练、自我发展课程、兴趣小组及同辈社交等都远非私营院舍能够提供，加之私营院舍内存在其他院友吸烟、争吵乃至打斗等情况，都说明私家院舍并不能提供有利残障儿童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我在检讨法例工作小组时就曾提出，私营院舍是不应该收16岁以下的儿童的。”张超雄说，但该意见未被当局采纳，取而代之的是在《残疾人士院舍实务守则》中增加一章有关儿童需要的内容。

既然如此，为什么14岁的子骏会入住私营院舍？死因聆讯显示，子骏6岁被诊断患有自闭症，亦有情绪问题，而父亲被怀疑虐儿，母亲照顾子骏多年，渐渐独木难支，无奈之下才将儿子送去私营院舍，结果发生悲剧。裁判官慨叹，假如子骏能够及时获安排入住比较适合他的寄宿学校，案件发生机率一定较低。张超雄则说，特殊学校宿位严重短缺，不少家长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将子女送到私营院舍，无法受到适切照顾。

本港目前有61间特殊学校，其中有42间为智障儿童学校，15间提供寄宿服务。截止2020年9月，中度智障宿生人数为328人，严重智障宿生人数为352人。2020年11月，教育局回答陈克勤议员有关想智障人士及家长提供服务问题的书面回复中指，截止2020年9月，约有100名中度智障儿童正在轮候特殊学校的寄宿服务。

区区100人，普通市民或者特区政府可能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张超雄却表示，由于入住学童的寄宿时间往往达到十年之久，宿位流动性不强，因此虽然只有100人，但其中大部份人需轮候至少三年才能有宿位。这三年间，智障儿童及其家人面临和子骏家庭类似的情况——父母在照顾智障儿童的同时或需照顾其他子女，亦要打工糊口，在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出现情绪问题、家庭关系紧张都是家常便饭。

然而，根据教育局公布的资料，2014年至今，特殊学校的数量、学生及教师的比例都毫无变化，难言政府为改变现状做出过什么努力。

“又说没有土地，又说积极争取。”这在张超雄看来，纯粹是“借口”。正如《香港01》反复倡议，现有的空置校舍用地完全可以用于建设特殊学校宿舍。“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贵’字。”张超雄一针见血地说，增加100个宿位看似不多，背后却涉及土地、校舍、人手及配套设施等种种资源，“特殊学校花费很高，况且需要长期投入，政府会优先考虑到成本问题。”

可是，特区政府财政实力明明相当雄厚，甚至称得上是全球最富裕政府之一。说到底，皆因为残障儿童属于边缘人群，难以为自己的基本权益发声，政府就可不闻不问。尽管有民间团体及社福人士争取多年，亦因为社会关注不足难以获得政府重视。须知，100个人背后是100个家庭，是一个个需要政府施以援手的香港市民；对于香港政府而言，绝对有能力承担改善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资源，关键只在于政府愿不愿意做。如果港府继续闭目塞听，假装无事发生，类似的人祸就一定会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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