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上｜全球新趋势 香港可成绿色金融中心
对全球及未来一代而言，气候变化是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全球日益关注当中涉及的风险，“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亦开始走入公众视线，其中绿色债券（Green Bond）便是常见的金融工具。中国自2016年起连续四年成为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现时全球的金融中心在推动绿色债券上亦不遗余力，站在发展前沿的香港亦不例外，特区政府除了积极发行绿色债券外，还致力推出不同的便利措施，吸引企业来港筹集资金，包括参与可持续发展并具有环境效益的投资。然而，绿色金融到底是解决全球暖化的关键，还是只是随波逐流、迎合金融业趋势的工具？两者之间又该怎样取得平衡？
近十年来，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相关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日渐重视低碳、具环保效益的项目，因而带动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绿色债券发行量急速上升，据金融数据调查机构Refinitiv发表的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的报告》，2019年全球绿债发行额达1,734亿美元，较2018年上升31%。气候债券倡议组织（Th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估计，2030年前，全球将需要90万亿美元绿色投资，用作对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
绿色债券是投资于各类环境项目的集资工具，能向投资者提供固定收益，现时主要由政府、金融机构及发展商发债供投资者认购。所筹集的资金仅限用作推展绿色项目及环保产业，如建造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设备、绿色运输等，从而解决环境问题，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与普通债券相比，绿色债券能让投资者参与可持续发展并具有环境效益的投资，让环保与投资并行。
发行成本较低 表现相对稳定
金管局金融学院辖下的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曾提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享较低融资成本的好处，一般较传统债券的借贷成本低约0.033%。对于投资者而言，因绿色企业的客户忠诚度较高，在市场波动时表现会相对稳定，因此深受投资者欢迎。
2015年7月，风力设备制造商新疆金风科技来港发三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是香港首笔绿债。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创新及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汤勇军从2016年起便专注研究绿色债券及其相关研究，他透露，曾在2019年到访金风科技的北京总部，当时融资的负责人便表示，节省融资成本及利率较低，是当时来港发行美元绿债的原因之一。
可是，发行绿色债券有利亦有弊，与普通债券相比，发行绿色债券并不容易，除了需要专款专用、项目符合既定的绿色要求外，亦需要第三方认证及定期披露进度。“发绿债是麻烦一点，（发行）绿债要有保证（commitment）——需要符合不同要求，要去想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绿债里，还要寻求外面意见及第三方的认证。”汤勇军说，如要发行绿色债券，发行者须先订立非一次性的框架，为日后勾勒发展方向及款项预期用途：“如果愿意面对这些麻烦，一方面可以省到钱，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表明决心，是一种转型的姿态。”
汤勇军补充，绿色债券的资金成本多寡暂时难下定论，毕竟绿色债券仍属年轻市场，难以统计，成本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市场行为，即投资者愿意付出多少，如与亚洲相比，欧洲投资者会更愿意买绿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
市场急速发展 全球大兴绿利
近年，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和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 不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更渐渐从一个新兴机会演化成市场的投资及融资主题。
发行绿色债券已成大趋势，而政府的主权债更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力量。港府先后于2019年5月及今年1月底发行绿色债券，而第二批总值25亿美元（约195亿港元）的政府绿色债券，更是本港历来最大规模的绿债交易，并分为五年期（10亿美元）、十年期（10亿美元）及三十年期（5亿美元）——其中，五年期及十年期均录得逾五倍认购；而作为亚洲首个三十年期的政府绿色债券，更获逾七倍认购，吸引银行、基金经理、保险公司、中央银行、主权基金及国际组织热烈响应。
汤勇军观察到近年绿债在市场上的认受性日渐增强，价格优势日渐明显，而因为疫情带来的各种原因，让大家变得更重视环保，连信贷评级长年低下的意大利也于今年初发行85亿欧元（约798亿港元）绿色债券，获接近10倍超额认购，反映绿色债券已成为吹捧对象。他说，尽管绿色债券的发展尚未成熟，但早已经过了婴儿期阶段，相信将会成为主流，估计绿色债券在全球市场中所占的债券份额会愈来愈重：“将来大多数债券都是绿色债券，因为所有东西都与环境相关。”
绿色债券成主流，或与全球迈向碳中和发展不无关系。2015年的《巴黎协定》 （The Paris Agreement）设定了减排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的摄氐2度之内，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在2030年前减少60%至65%碳排放量。
2015年3月，国务院公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表示以节约、保护及自然恢复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而在同年的12月及2016年1月，绿色金融政策框架逐步延伸至金融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与发改委分别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及《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为内地的绿色债券市场揭开序幕。不足一年内，中国便在绿色债券发行量登上全球首位。内地对于环境保护、洁净能源及洁净运输有着强大的融资需求，需要资金投放于基础设施、绿色先导项目之上，再加上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及参与当地基建投资，未来的金融需求只会有增无减；当局除了在内地积极发债外，亦发行占总额逾20%至40%的离岸绿色债券。
内地需求庞大 发行量冠全球
参考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CBI）所发表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2019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的全球发行总额达3,862亿元人民币（约4,632亿港元），较2018年的2,826亿元人民币（约3,390亿港元）的发行量增长了33%；其中符合CBI绿色定义的债券有2,500亿元人民币（约2,999亿港元），发行量全球第一。
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内地有八成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煤炭，因此，扭转对煤炭的倚赖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开发银行于今年3月中向全球投资者发行首单“碳中和”绿色金融债券，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约240亿港元），是目前市场发行金额最大的专项用于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债券，集资将用于风电、光伏等共46个碳减排项目。
汤勇军形容，内地市场的主题变化急速，融资目标明确：“内地的资本创造能力很强，如去年有新冠疫情，社会便主打发行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还有抗疫债，用作处理处理一些社会问题，如今年便是发行碳中和债券。”
经济转向低碳模式，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碳中和债券亦是绿色债券之一，更为明确地将资本引导至绿色项目。去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俗称的“30、60”目标。“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亦成为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八大重点任务之一，而人民银行亦将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及“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实现碳达峰不单有助国家产业转型，更会对能源消费等带来转变。
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以不利美国经济为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汤勇军认为，美方退出的举动让中国有机会在气候变化、推动永续发展的议题上成为领导者。他分析：“这是中国政府一个大战略，如要在科技或其他方面超越美国⋯⋯即所谓的软实力，是很难的。”过去数十年，中国曾经为了发展经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环境，如今政府不仅视碳排放减半为目标，更视之为外交手段，相信日后有助改善环境、推动经济转型。事实上，内地不少企业也是朝此方向发展。
为了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内地对绿色减排项目的资金需求变得迫切。中国人民银行预料，内地每年需要至少三至四万亿元人民币的绿色投资，反映绿色金融有极大发展空间，中国亦因而成为全球绿债发行及绿色融资强力推手。2019年，绿色债券发行量占全球债券发行量共2.2%，中国是发行量最高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和法国。
如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解决方案，或促使资金流向支持过渡至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成为各地政府的当务之急。例如深圳和伦敦两地于去年中便开始研究ESG投资双城合作，绿色债券必然是重点所在。2017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包括广州、湖州、衢州、贵安新区等），积极推动绿色金融，而深圳及上海早已积极为发展绿色金融铺路，如深圳早于2010年便成立排放权交易所，不但比香港早两年成立，更是国内首个试行排放交易系统的城市。在2019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中，可持续发展是深圳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当局除了持续提升绿化覆盖率外，亦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如以财政补贴形式支持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参与国家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中国绿色基金标准”。上海亦在2011年成立环境能源交易所，深交所及上交所更分别与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合作推出绿色债券指数（Green Bond Index），涵盖了环保、社会责任、治理等ESG主题。
发挥桥梁作用 助国家向绿色转型
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香港在发展绿色金融一事上更见迫切。参考金管局的资料，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债券近年大幅增加，2019年达99亿美元（约769亿港元，见图），与2015年相比多出9.9倍；截至2019年底，本地、内地及海外机构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债券已达260亿美元（约2,019亿港元），内地机构及企业是最大发行者，占七成，达约180亿美元（约1,397亿港元）；政府亦先后再次发债，为政府绿色工务项目融资。参考CBI的数据，其中逾六成资金均投放至低碳建筑，其余则为废物处理、交通、能源等。
政府打算在接下来五个年度发行更多绿色债券，因此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提出扩大“政府绿色债券计划” 规模，将借款上限提升一倍至2,000亿元，为未来五年发债铺路；政府亦会整合“债券资助先导计划”及“绿色债券资助计划”，推出为期三年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资助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及参与认证。
可惜的是，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在证券市场中，本地企业不论是市值及成交金额均被内地企业超越，具备发债潜力的并不多。汤勇军说：“香港的公司创新能力不足，香港市场的本土发债量还是不够。”金风科技自2015年后便没有来港再次发债，反而转向内地市场，除了与内地开放市场、融资需求有关外，香港的绿债市场有何值得反思之处？
香港长年股强债弱，汤勇军认为，香港的绿债市场缺乏一宗大额的标志性交易，即使去年蚂蚁集团来港上市触礁，但亦是全球轰动的IPO，反观香港的债券市场缺乏这类交易：“香港政府是有决心、亦有意发展绿色金融中心，这是值得鼓励，但从结果来看，是不足够的。”
汤勇军分析指，绿色债券要求严格，本港很多企业没有绿色项目，因而难以达到发行绿色债券的标准，如中电旗下青山发电的附属公司便曾于2017年及去年发行能源转型债券，最新一次发行了三亿美元，用作在龙鼓滩发电厂增建第二台联合循环燃气涡轮机组，以取替燃煤发电机。
先天不足，但金融基建的发展却可补救。由金管局及证监会共同领导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 （Green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Cross-Agency Steering Group） 于去年5月成立，并在年底提交了策略计划，除了一些改善监管及推动发展的建议外，其中提到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贡献国家绿色发展，如鼓励更多内地企业选用香港的资本市场及金融和专业服务，绿色及可持续项目的投融资及获取产品认证；并提升与内地金融的合作，协助国家转型至绿色、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的经济体系，从而发展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中心。
中国已成为绿色债券发行量最高的国家，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之一，在推动内地绿色债券发行一事上，正可以发挥连接内地发行人和国际投资者之间的作用。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亦曾在可持续金融会议上提出，如交易平台合作能促进绿色债券交易、清算的相关效率，并降低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发行更多新产品，改善绿色债券的流动性与风险管理。
“全世界的钱都在香港那里，而且一般而言，香港资金的成本较低，这是其优势，法规也符合国际的标准；反观内地资金比较有限，却较为创新，不需要按全世界的标准来，可以配合自己的发展去做绿债。”香港坐拥大量资金，与内地资本市场关系密切，现时债券通是向国际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及交易在岸绿色债券的重要平台，债券通南向交易将有望在年内开通，满足境内投资者参与境外绿色债券的需求，往后香港当可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推动及协调大湾区企业绿色融资项目。更甚的是，内地绿债标准并非完全与国际标准接轨，亦因而出现较多自贴标签、而非得到国际认证的债券。在港发债对公司的形象及资金成本等有一定帮助，汤勇军亦预测联通之后，会有更多内地发行商来港发行绿债，同时可吸引内地投资者。
上文节录自第263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03日）《绿色债券成新趋势 香港可成绿色金融中心》。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