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者应从“沙岭龛场争议”当中汲取什么教训？
历经11年，沙岭“超级殡葬城”正处土地平整工程阶段，但近日突然被建制派提上日程，认为邻近尤其深圳居民强烈反对，质疑特区政府选址不当，或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事件相当讽刺，计划自曾荫权年代提出，历经梁振英及林郑月娥两届政府，屡获建制泛民支持，但各方似乎时至今日才得悉“居民不满”。归根究柢，问题在于从议会到政府的治港者们缺乏对“一国两制”的正确认知，一则错误理解“特区边境”，二则从来主张“区隔思维”。
沙岭“殡葬城”早在2010年7月已有雏形，当时立法会讨论到香港骨灰龛位饱和问题，并计划在18区物色24幅可供考虑发展骨灰龛设施的用地，沙岭坟场被拟定为其中一个建议用地。食环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于2012年10月11日提交北区区议会讨论，受大部份区议员支持，并在2012年12月11日提交立法会讨论。建制及泛民议员当年对计划表示支持，其讨论则围绕沙岭预计提供的骨灰龛位供应是否足够及配售公众骨灰龛位的问题。即使当时已知道选址邻近罗湖口岸，但无人提出过要顾及对岸居民的意见。2013年1月9日，工务小组委员会讨论计划的拨款，谭耀宗、刘慧卿、胡志伟等人只质问过有关交通的问题，最后拨款亦经议员表决通过。当时中央及特区政府未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但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港深融合”的初步概念早于1994年的“深港粤港经济衔接研讨会”上讨论过，即使内地当局未提倡“大湾区”，从政者早应要具备基本的深港合作概念。
昔日支持“沙岭龛场”今倒戈 从政者将香港“边境化”
相关部门于2017年4月20日再次将计划提交立法会审批拨款，陈克勤、陈志全、刘国勋等议员对政府在沙岭兴建大型骨灰龛场表示支持，讨论与2013年的会议相似，主要询问政府如何应付“殡葬城”启用后的交通流量、扫墓日的特别巴士路线等。多名建制及泛民议员同样“异口同声”地同意拨款，只有罗冠聪、朱凯廸等共三位议员质疑火葬场造成的环境问题及保育问题而投下弃权票，但由始至终都没有人提及过深圳附近居民的想法。直至计划近期再提交至立法会，受深圳网民反对，昔日支持计划的议员方才纷纷倒戈，当年“原则上不反对”的陈克勤议员更在会议上炮轰林郑月娥不认真看待“大湾区发展”。
陈克勤表示，当年立法会批出拨款是因香港缺乏龛位，而当时“大湾区”概念尚未被提出。但据资料显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中已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粤港澳深化合作。概念早在通过拨款前已被提出，而建制泛民的从政者均未能考虑“大湾区”的发展前景。或许这是原于他们长年都在“一国两制”下将香港“边境化”，即使深圳与香港只隔一条深圳河，对他们而言却是一条分隔两地发展的鸿沟。
港府缺乏“港深融合”意识 或阻香港创科发展
特区政府对于“一国两制”下的“港深融合”感忌讳，尤其陆港矛盾自回归后不断被催化、加剧，令本来已存有“区隔思维”的特区政府对“融合”一词更敏感。香港市民误以为“港深融合”将会等同于“一国一制”，令香港趋向“内地化”。“一地两检”争议、2010年港珠澳大桥司法覆核等都表现出民间对“融合”的反弹，而受民粹主义影响的特区政府则多年来都不敢轻举妄动。事实上，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港深融合”早已受大势所趋，特区政府对于融合的抗拒性令他们缺乏对新界北区，甚至香港整体的发展前景。
例如特区政府近年来一直推动创科发展，但因缺乏完善产业链及营运成本高昂的原故，令其陷于“樽颈位”；相反，深圳有较完善的科研及生产实力，有众多科技巨企进驻，正好符合香港的发展需要。深港两地一直合作推动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两地共同资助的“粤港科技合作资助计划”，相信特区政府应深明与深圳合作能带给香港何等的创科前景。
另外，中环向来是香港传统的经济命脉，吸引不少跨国公司、中资企业及银行开设办公室。可惜，根据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的《2016年全球城市报告》指出，中环因缺乏写字楼供应，已无法容纳新公司进驻，代表中环早在五年前已饱和，政府无法再将其视为“核心商业区”。发展局提出的《香港2030＋》内表示打算在九龙东兴建第三个核心商业区，以疏导传统中心极化问题。但若要与深圳共同发展创科，九龙东未必是唯一合适的核心商业区，而较接近深圳的新界北区应较适合成为商业区，以配合“深港融合”的新兴发展。沙岭受争议的规划可见政府并没有“融合意识”的视野。例如，政府部门在规划时忽视了“殡葬城”是建于文锦渡口岸及莲塘/香园围口岸附近，而这两个口岸一直是“深港合作会议”其中一项主要的讨论内容，政府又何解能在未与深圳沟通的情况下擅自于边境地区进行规划？
港视深圳为竞争对手 合作机制或失效
根据《香港01》引述消息指，政府高层受到有关压力，正酝酿修订方案，预计“殡葬城”规模将会“缩水”。问题在于沙岭龛场已规划多年，为何现时面对深圳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似乎还是束手无策？这显示特区政府与深圳政府的沟通尚有不足之处，才会酿成是次的边境争议。虽然香港与深圳受到“两制”的限制，但依然存在“一国”的概念，香港政府应多运用“一国”的优势，加强与深圳的沟通。特区政府每年都会与深圳市政府举行“深港合作会议”，作为双方的沟通桥梁，年中也闲时会有官员出访深圳。双方在历年的会议中主要探讨前海合作、创科合作及关口建设等问题，却迟迟未能触碰到边境融合的问题。边境融合与建设牵涉的是“两制”的地域限制，不能再单靠每年一次例行会议的讨论解决。事实上，就边境发展，港深政府早已设立“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但就是次的沙岭规划，却令人质疑这个小组是否能有效沟通。如要解除“两制”的限制，特区政府更应设立不同专责部门，用于完善融合区内的司法制度、经济合作，及研究香港与深圳在边境区域的协同治理。
再者，“深港合作会议”表面上谈论协同合作，但在发展上却互相较劲。事实上，“大湾区”规划遇上阻力的原因是，香港、深圳及澳门三地都有边界分隔，而且都在争夺“龙头”。深圳等广东地区的经济及人口规模比香港大，但在金融、法制等方面却是香港领先，因此他们之间更难以协调。近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科学园网上职业转览2021” 开幕致辞时指出，香港在金融服务、航空、创科等领域上，于大湾区内都有主导角色。但在创科发展中，香港与深圳的合作关系应是相辅相成，不应再分谁主谁副。若特区政府一直在深港关系中被“两制”框架限死，又要与深圳争夺大湾区龙头之位，只会令香港发展被限制。
担当政府咨询及决策架构的立法会更应认清“一国两制”的优势，并具备“大湾区”发展的前瞻视野，在新界北区等边境规划中提供可利及深港双方的建议。否则，沙岭“殡葬城”只会是两地边境争议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