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观察者｜夹在北京和台北之间 学会了活在当下
站在疫情尚未算尾声的当下回望，当然可以用一句“病毒偷走了我们所有人的2020年”简单概括所有发生的事，但过去一年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其实它并没有被偷走，反而带来许多实在又沉重的改变。
撰文：贾选凝
隔离．割裂
隔离是切断传染病毒的古老手段，割裂是被病毒洗礼过后的现代世界面目。
身份政治的威力苦涩而又不容分辩：对台湾来说，（大）陆人＝危险（其实至今为止，台湾疾病管制署仍称COVID-19为“武汉肺炎”）。在对岸眼里，大陆全境都是疫区；而在此岸，武汉才是人间地狱。
去年6月中旬，北京“新发地市场”爆发第二波病毒感染，离京需要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人”感同身受了一下年初“武汉人”的待遇，病毒不分身份地域，只要感染，就一视同仁“被歧视”（这一点在去年12月初被感染的成都女生身上再次得到验证）。“他者”总被想像成是危险的。去年7月下旬，我去了一趟深圳，正值香港第二波疫情，香港朋友告诉我：“听说过去一段时间从内地输入两万多人，跨境司机都不用申报健康码。”而到了深圳，深圳朋友则说：“香港现在好可怕，深圳只要有病例，就是香港带过来的。”
现实．魔幻
台湾在去年7月下旬开放应届陆生毕业生入境，8月下旬开放所有境外学位生入境，但我到10月底才回台湾隔离。原因很简单：不想那么快回去。时移世易的吊诡在于，曾经渴望的回程变成看不到归期的远行，疫苗普及状况还未可知，回到台湾意味只能待在台湾。九个月过去，北京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心理意义上的孤岛，但台湾却变成物理意义上的孤岛。往日生活被强行割裂之后再重启的困难之处在于：我已经无法确定大陆与台湾、墙内与墙外的两重世界，哪个才是我的“现实时空”。疫情带来的直观结果是，日常与例外、熟悉与陌生，乃至亲与疏的定义都被调转了。
无论如何，境外媒体诟病的“极端防控手段”在中国境内切断了病毒传播路径，大数据监控与大规模检测让人们重拾生活秩序。台湾认为对岸的疫情数字完全不可信，但大陆的后续几波疫情反复又确实很快得到控制。非黑即白的评断标准，在疫后世界显得尤其无力。
记忆．自由
去年6月，我在一篇给陆媒的文章写道：个体的生命力只有大于时代的安排，才能顺利应对封闭与停摆将持续延宕乃至反复的疫后世界。如今半年过去，我意识到保持那种生命力的方式，其实是重组记忆—选择性地去强化某些记忆：包括一切让人生起珍惜之心的人、事、物，而不要被那些令人窒息的偏见、撕裂与惨痛激发认知的偏颇和对世界的恨意。
去年2至3月，我在自己的日记文档上写了浩浩荡荡近三万字，但写完之后，我再也没有打开过。那段最初的滞留时光里所有的煎熬，后来形同一片空白，至暗记忆并不会消失，但我与它共存的方式是不再缠斗。
就像回到台北，阔别之后的陌生感迅速冰雪消融，我选择了回到这个“现实时空”，不是因为它更美好，而是因为经过了疫情，我更确定人应该及时去做完自己还想做的事。
另外一个改变是学会“生活在此时此地”。过去几年，我虽然住在台湾，但隔几个月就会回一次香港，就像很多人希望转换心情时会去旅行，让自己暂时抽离当下时空。如今，跨境自由移动成了奢望，从我选择回到台湾开始就知道，如今一切现实问题都只能“留在原地”一一解决，时空束缚令人失去了物理自由，也不得不更专注沉潜于当下。
做好眼前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关心所爱的人。
（节录）
贾选凝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关注港台区域研究、比较政治、
政治社会学及文化研究
上文节录自第24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11日）《夹在北京和台北中 我学会了“生活在此时此地”》系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