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外来者｜意外困城中：被封锁的是人而非病毒
新冠疫情先在武汉大规模爆发，武汉封城，不但对武汉人，对很多关心这场疫情的外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不少被封在城里的人都以写日记来记录心情，其中以知名作家方方的同名日记（《武汉日记》，又称《方方日记》）最受垂注，其实另一本封城日记比前者更早出版。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29岁的社工郭晶刚从广州移居武汉两个多月。朋友寥寥，却意外地被封闭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尚属“外来者”的郭晶冷静克制，以日记形式记录她在封城期间的生活见闻，并汇集成《武汉封城日记》，早在去年3月底已在台湾出版。
郭晶从封城的第一天开始记载。1月23日这天，她在日记里写下封城后武汉人开始抢购口罩和生活物资的情景，也记下她的难以置信和担忧。自此，郭晶每天都会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发布日记和一些当天拍下的照片，这些照片多是平日生活中随处可见又易被忽略的事情，比如超市货架（抢购一空）、街道巷子（空无一人）、小吃门店（大门紧闭）……透着荒诞感，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日记里雷打不动“日更”的是郭晶的运动和一日三餐，有时分享出门买菜或散步的见闻。在她的日记下方，很多网友跟她互动，讨论“维C泡腾片”（维他命C水溶片）能不能每天吃、如何正确佩戴手套和口罩、奥司他韦（特敏福）怎么服用等，她能从中获得一些生活技巧。“很多网友留言说，看到我的日记时，刚好正在做这件事，噢，原来此刻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 ”郭晶说。
在武汉封城期间担任志愿者的陈星旭曾跟我分享他的一次经历。去年4月8日，武汉解封后，他坐地铁时突觉嗓子难受，想咳嗽，但又不敢，担心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他强忍住，等地铁到站下车才咳了出来。后来，他跟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没想到获得共鸣，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就是公共经验。”郑玄说。郑玄是武汉一所高校的教师，他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和传播理论，武汉封城期间，他独自一人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在家生活了三个月。
大规模地制造相似经验
武汉市长周先旺曾对媒体披露，封城之后武汉有900万人留在城内。“武汉封城及后来封闭社区，使得城内900万人经历的事情大致相同，基本上就是大规模制造相似体验，这些相近体验能达成共通，变成公共经验。”郑玄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当武汉刚刚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时候，他早就督促家人佩戴口罩，为此还跟不愿戴口罩的家人产生矛盾。政府的封城通告是1月23日凌晨两三点发布，一向是“夜猫子”的郑玄那时还没睡觉，刚好在网上看到这则通告。
突然而至的封城令让郑玄难以相信—偌大的武汉，千万人口的城市，说封就封，日后会发生什么更难以预料。
首先摆在城内人面前的一条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郑玄如此紧张，是因为在疫情爆发前不久，他的父亲因为治疗癌症刚做手术，身体虚弱，如果感染会更危险。
他分析，在武汉可以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全封闭”的状态，回老家势必接触很多人，感染风险大增；留在武汉也有风险，一旦感染，可能面临的就是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连医院都进不了，而回老家就算感染，医疗资源也相对充足。在二者徘徊之间，郑玄最终决定与孩子留下来，请哥哥接走父亲。
郑玄后来跟朋友们一起回忆封城时做的决定，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突然、难以预计后果的选择。有朋友庆幸当时留在武汉，没到火车站人流密集的地方。“但这是他没有感染的情况，如果他感染了，后来面对的可能是得不到救治的现实，但那个时候谁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呢？”郑玄说。
在封城的76天里，城内的900万人一起经历诸多大事件。抢购口罩、李文亮去世、“发哨子的人”、阳台上的歌声……
“人们宅在家里，在网上转发同样的帖子，抒发同样的情感，表达同样的诉求，心生同样的理解，无形中就创造了一种公共记忆。”郑玄说。
如今，一年过去了，当时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会在那个特殊时刻给每个武汉人留下特殊的记忆，而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记忆，又构成了一场900万人的公共记忆。
记忆抹不掉却需要出口
当封城消息到来时，郭晶压根儿没想过离开武汉。她没有出城管道，也担心地铁和公共交通工具都停运，可能会“卡”在中间某个地方。所以，郭晶很快就镇定下来，开始体验和观察城内的世界。
作为一位反职场性骚扰、家暴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多年的社工经历让郭晶对公共社会有自己的观察视角，在体验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之间调整不同角色，尽量把真实感受写出来。
细读郭晶的日记会发现里面大多记录着平淡的日常，叙述冷静。郭晶说，这是因为她没有去医院这些与病毒抗争激烈的地方，没有亲眼见到人间惨状，她亦是一个相对克制的人，“写日记时没有刻意去压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去夸大自己的情绪。”
郭晶透露，封城首先带来的是审查。作为一个有心理学背景的内地社会运动人士，她对审查尤为敏感。她说，一方面是自我审查，封城后接着封闭社区，封锁的不是病毒，其实是人，人被当做管控的主体；另一方面，严格的管控让所有人紧张起来，不自觉地监视和审查别人的生活。“比如，你会发现身边人特别在意你有没有戴口罩。 ”
除了日常生活的记录，郭晶也会对一些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她会选择较为隐晦的表达方式。比如，在一篇写“道歉”的日记里，她说父母很少会向孩子道歉，在性骚扰、家暴等事件中，施暴者也很少向被害者道歉，突然笔锋一转，写李文亮是否会得到他的道歉。“我不一定会做那么直接的评论，但是，会把不同的现象用一种东西串联起来。”郭晶说，这当然跟审查有关。她发在网上的日记，很多时候都需要把文字制作成图像发表，因为其中包含敏感词汇。郭晶的日记迅即获海外多家媒体报道，去年2月，台湾一家出版社编辑邀她继续书写以便集结出版。
疫情何其之大，个人的日记如何承载？当我问郭晶，会否因为自己记录一场世界级疫情而感到压力？郭晶坦承，她很清楚自己不能代表所有人。“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记录我所能记录的事情，但是每个人的记录都很重要。”郭晶说，一个大事件里，“我”的视角非常重要，尤其是大的灾难中，很多个体的记录和叙述能够拼成一个图像。
她的日记所记录的是这个城市中一部份人在那个时刻相似的生活和经历。这些相似经历背后蕴含的感受很多时候是共通的。“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狭窄封闭空间内，每天打开手机或电视就会看到新增的确诊人数和死亡数字，会形成一种被禁锢的恐惧感，要打破这想法并非易事。 ”郭晶说，那时唯有在长江边散步，宽阔的视野和清凉的江风能稍微缓解她的焦虑。
上文节录自第24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11日）《观察者视角 封城76天，烙下900万人的公共记忆》系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