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港大教授邓希炜：赴美廿年初回流 寄望香港“再工业化”
反修例风波迎来《港区国安法》，掀起“香港移民潮”。很多年轻人想离开，而早在香港回归翌年便负笈美国长达21年、早已成为世界知名学府经济学者的邓希炜，却在去年7月1日正式回流，加盟香港大学成为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并担任学院辖下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总监。原本关注国际贸易理论的他，目前专攻香港产业结构转型。
“其实我不是很懂那个六大或者四大产业的标签有什么作用？”邓希炜日前接受《香港01》专访，谈及特区政府长期标榜的“四大传统支柱”、“六大优势产业”时，不禁皱紧了眉头，似是摸不清当局的逻辑：“金融需要你提吗？四大产业就是我们‘最叻’的东西，再讲一次。发展应该讲些‘唔叻’的东西，不是讲‘叻’的东西。”
有别于特区政府和普罗大众，邓希炜关注的远不止香港“最叻”的金融与商业，而是把目光放在香港“唔叻”的创科与工业上。他一再提醒大家，首次公开招股（IPO）热潮所带来的金融蓬勃并不持久，“就像沙士（SARS）之后的自由行一样，将（产业结构）问题再延迟三年或者五年。”他亦呼吁，香港不能再沉醉于“炒炒卖卖”的中间人角色，必须发展多元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才能为中下层创造“向上流动”的阶梯，从根源上解决香港各种社会问题。
邓希炜18岁那年，香港刚刚回归不久，便离开香港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数学学士，其后又于麻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学位。2019年，在美国发展了21年的他，早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的终身副教授，却毅然回港，加入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及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总监。
“香港一直以来的国际角色和我自身背景很脗合。”邓希炜说：“所以，我有一种冲动，觉得现在是时候回来自己成长的地方，以我对中国的认识和在美国的经验，为香港作出贡献。”
他认为，香港和美国有很多共同的问题，例如放任自由经济导致贫富悬殊，但香港情况更糟，因为楼价过高，有产者能够保持财富增长，无产者却根本无法受惠，所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又指，高度全球化使财富更集中于大型企业，而科技发展亦冲击传统行业，令很多低端技术人士失业，导致贫富悬殊加剧、上流阶梯受阻。问题是，这些问题原本需要政府出手解决，例如提供培训、保障就业，“但‘自由经济体’的政府未必会有进取措施。”
长久以来的放任自由经济逻辑，更是助长了香港的炒卖风气，忽略了产业发展。邓希炜解释，“中间人”最希望政府不要干预，才能够保持市场的自由流动，赚取最大利益。不过，他强调，时移世易，港府和市民都应该提高危机意识，别再沉醉于做“中间人”的角色，因为当下并非太平盛世，而中国也愈来愈开放，香港难以像往昔那般在中西之间左右逢源。
他更表示，自己有责任提醒大家，不能希冀靠一批“赴港IPO”公司去复苏香港的疫后经济。“这是不能持久的，就同自由行一样，过去了就不会再来，IPO上完就不会再上第二次啦！”
当150万香港市民都为蚂蚁集团“争崩头”，沉迷于“一夜爆富”的资本神话时，邓希炜却看到一些更“现实”的事情—现在应是发展产业、推动香港经济转型的绝佳时机。他解释：“疫情之下有两个很明显的转变，第一是租金大幅下调；第二就是中美竞争会为香港带来很大幅的长远波动。大家都在反省，既然炒楼赚不了那么多，机会成本跌了很多，就可以试试其他出路。”
谋包容性增长 争取产业多元
面对疫后香港的疲软经济，邓希炜早前撰文表示香港需要推动“第三次经济转型”，聚焦“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意即“可以实现公平分配和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经济增长”。
全球化分工与经济发展让不少经济体陷入了“权利贫困”的社会问题，亦即民众、尤其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导致了分配结果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多源自结构性原因，需要政府调控，很难靠个人努力解决问题。
邓希炜从产业和就业的角度解释了香港市民面临的“权利贫困”：“香港本身的产业只有一两个，主要是金融业，或者金融带动的服务业，譬如法律、保险。”邓希炜直言，金融业带动不了太多其他行业。“要令中下层民众有愿景向上爬，首先要让他们有机会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增加了以后，亦要令他们有工开。不是告诉他们，现时这个行业已经没落了，你要么去做金融，要么就去从事其他比较低端的服务性行业。”
“为什么现在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好像对一些很难的学科不感兴趣，不愿从事电脑、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因为（他们）看不到将来呀！”邓希炜叹道，“我读四年电脑，之后去投行帮人‘整机’。坦白讲，我自己如果回到20岁，也不觉得这种事情值得我浪费四年日日辛苦地写program（程式）。”因此，他提出香港应发展一些“高增值”、“研究型”、能够“带动向上流”的产业，推动本港产业多元发展。他指出，如今的产业不一定有实体产品，哪怕是开发一个手机程式，亦能囊括上游的科技研究和下游的市场研究，创造大量职位。
邓希炜认为，“金融科技”和“生物医学科技”是本港最有前景的产业，因为香港在这两方面有研究基础和人才。以医学科技为例，这类产业可带动更多行业的互动，产生“向上流动”的就业岗位：“Biotech（生物科技）可以产生一个产业链：大学做一些研究，中间做一些testing（试验），下游去生产药物和医疗机器，最后就是香港最擅长的商业化，做marketing（市场推广）和包装，先在本地生产和销售，再扩充到国际市场。”
邓希炜强调，受中美角力和疫情影响，发展“科研为主导的知识型高增值产业”或会是香港的转机：“研制与疫情相关的产品，包括testing kits（检测试剂）或疫苗都可以。”
创科已经起步 唯欠生态环境
眼下，适逢《施政报告》出台，特首林郑月娥强调自己于2017年的《施政报告》开创了创科的“黄金时代”。邓希炜笑称现时只是起步，很难评价是不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这回事，你永远是事后发现那十年‘好劲’，才可以评价。好似八十年代可以说是香港工业的黄金时代，九十年代是金融的黄金时代，要有成绩才是‘黄金时代’。”
邓希炜无意批评本届政府的积极性，反指林郑月娥已是对创科较为积极的特首。他最近进行关于《施政报告》的文本研究，对比历届政府的施政风格，其中有个指数评价政府是否靠近“华盛顿共识”，即“小政府、大市场”思维，当中最接近该共识的是曾荫权。“相对来讲，梁振英和林郑是进取的。有时，一届特首很难解决那么多年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
说回《施政报告》，作为港英政府流传下来的工作流程，发布《施政报告》本身亦存在“结构性问题”。邓希炜解释：“特首每年都出来面对市民，大家则年年关注‘派钱’。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都变得好短视，总是生活问题落墨较多，而没有真正谈发展。”
邓希炜指出，在很多地方，一般需要五年时间，产业才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故新加坡每五年会检讨一次产业政策，并提出新的政策，但香港却没有“五年计划”。“香港绝对需要（五年计划），连内地的五年计划都愈来愈提及香港，香港必须参考。”
由于政策的零散及被动，香港迟迟未能为创科产业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ecosystem），导致创科人才和成果流失，每每“为他人做嫁衣”。邓希炜举例道，他认识很多做初创的港人，可能最先受到科学园或数码港政策吸引，拿到一些种子投资，然后就会去深圳开分公司，因为在深圳容易请到资讯科技的人才，人工也较便宜。“上面（内地）那么多城市都在竞争，视香港为竞争对手。但香港望着它们又觉得不是，同时又不知如何去配合国家的发展潮流和模式。这样，很多人就会vote by feet（以脚投票），上内地发展。”
撑“再工业化” 多难也不放弃
“三级产业分类法”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推广，是产业经济的重要理论之一。该分类法将经济活动划分为原材料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该理论演变至今，将经济体的产业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又指出，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会由第一产业为主过渡到第二产业为主，最后过渡至第三产业为主。
香港很明显是以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邓希炜指出，香港没有第二产业，限制了创科产业的发展：“‘产学研’的结构很适合香港。“学”已经有了，“研”亦很不错，但就是“产”不了。‘产’就要整个ecosystem，所以要‘再工业化’。”
邓希炜主动撰文支持“再工业化”，亦因此遭到很多网民的“抨击”。“一半的comment（评论）都在骂我‘系咪痴线’，‘无人才无地’，‘工乜业，搞金融啦’之类。”邓希炜当作笑话提起，又继续平和地回应这些意见，“大家的思维依然落后。我猜坊间大部份人对工业的看法都是对九十年代的回忆：厂房好污糟、好吵，但现代化的工业不是这样的。”他以德国为例，指当地现代化工厂是“一尘不染”和“无声”的，很多博士级的员工在按键或者写程式，这是现在的“工业4.0”。
“就算难，也要试。我从来没说这是容易的，但太多人觉得难就放弃，又见不到政府有政策。”邓希炜指出，依赖金融业的纽约都主动提供资源和政策去吸引亚马逊（Amazon）这样的科技公司，问题绝非解决不了。
“香港今日已是发达经济体，你看大部份发达经济体的GDP，工业成份都比香港高。”邓希炜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工业GDP占比都是二到三成，香港只有约6%，服务业占比近九成（见下图）。
邓希炜解释：“一部份可能是地缘环境的关系，比如韩国、日本那么大，会有发展工业的基础；第二就是政府政策，譬如新加坡比香港小，人口又少过香港，但当地政府坚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不是为了请很多低收入的人，令他们全部有工开，而是希望可以发展高科技和科研，再带动经济走向产业升级。”
他举例道，身边搞研发的朋友虽然有不少新设计，但由于香港缺乏产能，连测试原型都做不了，有时甚至要花大笔费用去科学园借用机器，导致部份研发人员会去深圳做测试，亦顺带在深圳开展研究。“如果失去‘产’的部份，那‘研’的部份亦可能流失。”
除此之外，工业更能够制造“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邓希炜说，工人通过工作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亦可获得专业的知识，靠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升。“‘再工业化’也好，产业多元化也好，都是解决就业问题，令人们可以有所拼搏和有更多工种选择。”
上文刊载于第24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30日）《专访港大新晋经济学教授邓希炜 赴美廿年初回流 寄望香港“再工业化”》。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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