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港大金融学者林晨：香港发展普惠金融是大势所趋
透过金融借贷周转资金、扩大投资已是不少企业惯用的生财之道，但即使是在金融市场非常发达而开放的香港，仍有不少小型企业连小额借贷也会被银行拒诸门外。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与知识交流）林晨早前获批2,200万元拨款，开展“金融科技、金融稳定和普惠金融”研究项目，冀能透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开发一套针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保障普罗大众平等享用金融服务，推动金融业再发展。
林晨2005及2006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沃灵顿商学院分别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及博士，随后来港执教，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融学，至2013年加入港大，现任金融创新及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与内地很多负笈海外的经济学者一样，林晨学成后，希望透过学术研究促进产业发展，产生政策影响。对于专攻金融的他而言，香港是很适合进行研究工作的金融中心，因为大学和行业之间有密切联系，而且香港作为连结中国内地和国际的桥梁，既可观察国际新兴产品及技术的变化，又可掌握内地金融改革的成效及其对金融产业和经济的影响。
林晨近年做了不少与金融相关的学术研究，而且横跨不同领域，包括企业财务、金融监管、发展经济学及金融科技等。今年7月，林晨统筹的“金融科技、金融稳定和普惠金融”研究项目，便成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辖下研究资助局2020/2021年度的主题研究计划，获批2,200万元拨款；他希望能开发一套针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既保障普罗大众平等享用金融服务，又加强香港作为地区及国际商业中心的策略地位，从而促进香港从传统金融中心转型为金融科技中心。
乡村银行乃普惠金融雏型
“普惠金融”由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在2005年提出，即“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不过，这并非新概念，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立的乡村银行，可说是普惠金融的雏型。
时值孟加拉大饥荒，人民苦不堪言，而传统银行基于风险拒绝借贷，导致当地穷人只可向高利贷借钱过活。尤努斯自掏27美元，借给乡村妇女做小生意，结果她们不但准时还款，还可赚钱改善生活。于是，他在1976年成立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向穷困村民提供不需抵押的微型贷款，但要求他们结成小组一起借贷，互相担保和监督，降低违约风险。在群众压力下，此模式还款率高，格莱珉银行于是成为小额贷款的先锋，在全球遍地开花，尤努斯因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乡村银行的模式已成过去。当银行制度向富人倾斜、穷人被主流经济孤立，格莱珉银行确能发挥作用，只是，以互相担保为营业模式，规模难以扩张。林晨指：“在一条村落内或特定场合中可采用互相担保的模式，但规模很难扩大。如果使用纯信用贷款，不需担保或抵押，如何保证人们借到钱后会还钱？”
管理风险以保金融稳定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普惠金融不再局限于当初的实践模式，数字金融或是金融科技已成主要推动手段。但即使部份传统银行扩大原有企业和个体融资的覆盖范围，当中风险仍不容忽视，毕竟中小企业及消费者普遍缺乏统一收集和处理验证信息的方法，挑战金融稳定。
林晨认为，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矛盾：“所谓普惠，就是将更多银行不熟悉、未曾服务过的客户，纳入服务对象之中。但不了解客户，意味着提供服务会带来较高风险，较易出现违约、金融欺诈等情况。”“普”是尽力扩大服务范围；“惠”则是给予可负担的服务。但健全行业发展并不容易，推动普惠金融的同时，也须确保金融稳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市场出现巨大波动，银行业坏账率大幅上升，造成庞大的系统性风险。如何在推动普惠金融及保持金融稳定间取得平衡，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如何准确量度微观及宏观风险，以进行风险管理？林晨解释，以往进行风险评估时，每每只限于微观分析，如分析个人消费行为，再作信贷决策；或是单从宏观层面思考走势。而他的项目则要建立微观分析框架，与宏观的动态冲击及商业周期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一个动态、优于传统金融指标预测力的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及分析数字足迹、网络关联和行为特征等微观大数据，同时按照宏观周期进行动态调整，建立不同模型。
当经济周期变化愈来愈大且愈见急速时，为了理解更全面的宏观变化，团队需大量另类数据，如利用车流、污染、灯光数据了解经济周期及生产活动的多寡；亦可通过移动设备的数目得知某地的消费或生产强度，实时观察经济周期；至于微观上，团队会与合作机构一起收集多维度的行为数据，如消费，在可接触的训练数据下开展研究工作，找出有效的模型，继而建立一个宏观动态风险监测系统。
普惠金融发掘创新机会
全球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参考乐施会的统计，全球最富有388人的财富，已相当于全球一半最贫穷人口（即36亿人）的财富总和；至去年，全球最富裕26人的财富，相当于38亿穷人财富总和，可见财富日益集中。金融海啸以来，各国央行纷纷量化宽松挽救经济，货币供应与所产生的信用额增加数十倍或以上，但受惠的往往只是富人。
回望香港，本地银行对中小企开户审查甚为严格，中小企不易融资，便转向财务公司借贷。即使近日金管局宣布推出商业数据交换（CDI），帮助银行经用户许可获取商户数据，加快中小企获得银行融资，但相信仍与便利、合理门槛的借贷有一段距离。
小额信贷只是信贷总额的一小部份，却能创造更多创新机会。金融科技独角兽蚂蚁集团是内地普惠金融的代表，香港却没有广为人知的普惠金融产品。而香港工业贸易署的数据显示，中小企占全港企业98%，贡献全港46%的就业机会，可见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之大。
不过，成功实践并非易事。例如内地早在2012年放宽金融市场管制，令作为普惠金融服务之一的网上点对点（P2P）借贷平台涌现，最高峰时达6,000多间，但后来大量贷款人违约，亦有负责人卷款潜逃，因而出现大量“金融难民”。经政府整顿后，大量平台被勒令关闭。林晨说：“这么大的行业不见了，投资者损失很大，亦不利于金融稳定。P2P这种普惠金融服务，做得好的并不多。”由此可见，要在金融安全下完成普惠金融框架并不容易。
普惠金融是大势所趋，已被视为全球政策方向。二十国集团（G20）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每年发表进展报告，介绍各地普惠金融发展进度，并提出四大原则：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发展、平衡数字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及监管框架，以及拓展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
林晨分析，内地的监管思路较容许试错，先尝试，失败后砍掉重练，目前不再追求高速增长，对金融安全要求更高。但内地与香港进程不同，后者仍处起步阶段，他期望研究项目能以综合框架去考虑问题，非只考虑普惠金融的产品设计，还应考虑金融风险及金融安全，而金融科技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可利用技术完成风险管理。“金融科技研究是一个动态过程，一开始只是想解决问题，通过大数据做到更好的普惠金融服务，不论支付、信贷、保险或财富管理， 但慢慢地大家会期望得到更多私隐保障、数据安全⋯⋯要求日渐变高。”
港金融地位非稳如磐石
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创造“纽伦港”一词，香港与纽约、伦敦齐名。但十二年过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未必如往日般稳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每半年联合编制“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评估全球108个金融中心的营商环境、金融体系发展、基建、人才资本、声誉等范畴。在9月的最新排名中，纽约、伦敦依次高踞冠亚军，香港则排第五，低于上海及新加坡。如再细看竞争力指标，香港基建及金融发展水平排名较逊色，分别是第五及第六位。
从金融中心过渡至金融科技中心是必然、也是应然。林晨说，金融科技概念广泛，其中包括金融监管、信贷科技、支付科技、保险科技及智能理财等，香港一定要拥抱科技，才能保持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全球最高市值的十间公司，几乎没有银行，全是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某程度都从事金融业务，如亚马逊、阿里巴巴及腾讯， Facebook还有自己的货币，金融与科技已是密不可分。”他强调，银行、证券、财富管理、保险及金融行业，不仅运用科技，还要适应科技所带来的新要求，“如何重新塑造行业及提高适应力，变得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港深地理相连，当深圳定位为科技中心，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产业与金融科技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林晨最后提醒，拥抱科技包括对科技的理解，毕竟投资者对企业科技的理解及前景，会影响定价及投资意欲，“不论什么年代，科技是成就一间伟大公司的真正因素，而非短时间内股票的升幅。”
上文节录自第24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23日）《 专访港大金融学者林晨 香港发展普惠金融是大势所趋》。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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