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DQ｜立法会新局——江湖从此无泛民？｜香港新方向
“香港新方向”早已研判，自去年反修例社运至今，传统泛民的政治生命已告终结，目前仍在台前幕后活跃的人物，仅仅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罢了。不过，即便如此，当时也无人能想到泛民的正式落幕，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出现，更无从预测其具体的方式和路径会是如此。传统泛民由曾经当仁不让的“大台”，逐渐走向“进退失据”，至今更是彻底从管治体系中“边缘化”，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香港特区成立二十三年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套良好、高效、有为的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泛民激进化的选择
即使不讨论二十年来的历史恩怨，仅仅聚焦去年反修例至今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其实不难发现泛民的政治颓势早在运动中后期已经相当明显。他们并非不清楚那个时期的社会运动已经被“港独”和暴戾所彻底骑劫，却出于选举政治的算计，继续运用其体制内的能量（尤其是立法会议员的身份）为政治光谱中最为极端的一群人提供助力。这样的短期政治计算，不是没有成效，泛民（民主党、公民党、新民主同盟、民协、街工及工党）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收获甚丰，议席由95席一举增长到172席，一时间煞是风光。有不少泛民中人甚至已经开始憧憬延续胜势——2020立法会“35+”、2021选委会“600+”，最终在2022年特首换届选举实现造王。同时，靠着在运动中的出位表现，传统泛民也打造了诸如邝俊宇这样的政治明星，许智峰、林卓廷等人也通过积极参加前线社会运动，得到更多的政治曝光和收益。
但泛民显然低估了极端本土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和野心。无论是今年年中反对派阵营的“初选”，还是随之而来的“立法会延期”去留之争，均可清晰看出，极端本土视泛民为“condom”：需要利用泛民在体制内能量时，他们不会客气；一旦进入利益分配之，极端本土的夺权力度，更是不会手软。显然，泛民不仅失去了在非建制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更是不断地在被极端本土蚕食其现有的政治资本和能量。
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泛民选择在政治上彻底“投靠”极端受众，甚至在一些涉及根本民生的议题上采取激进化取态（例如鼓吹市民杯葛大规模检测、攻击内地援港抗疫人员、极力阻止内地香港恢复往来等等），如此种种，令相当一部分本身较为温和务实的传统支持者也开始对其产生离心效应，在今年九月举行的普及社区检测之中，有数以十万计的泛民支持者在泛民阵营全力杯葛检测的情况，仍然选择参与，便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意的信号。
更为关键的是，泛民对中央的态度由传统的“又倾又砌”，转为“全面对抗”，更提出要通过在体制内的能量和国际影响力，“揽炒”香港经济民生，以要挟中央达到政治诉求。在这样的局势下，通过简单的换位思考便不难判断，任何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乃至整个国家的民意舆情，均绝不可能再任由如此取态的泛民政治人物可以继续动用香港管治体系内的能量。倘若香港现行制度无法防范这样的治理风险，失去了纠偏能力，那中央政府对制度做出某种程度的“修补”，实在不是什么难以预测的情况。
在香港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一切关于香港治理制度的修改，必须通过香港内部主导完成，中央政府只应承担形式上“橡皮图章”的功能，而任何中央政府的主动行为，即便合情合法，也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这种看法在相当一部份人群中甚为流行，但经不得起推敲。且不说从宪制和法理基础上，这套论述是否真能自圆其说，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检视，便能理解中共自立党至建国之后，曾多次因为教条主义路线而付出巨大代价。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教条主义一直便是中国国家治理上积极防范的主要风险。一些泛民政客/政治学者，一厢情愿地要求中央政府在面对“港独”、外国干预制裁、民生揽炒等等重大挑战之时，仍然不作为，实在是对自己的国家太缺乏基本认知，属于完完全全的政治误判。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现在回望，去年沸沸扬扬的社会运动，最后的最大输家，无疑是两头不讨好的传统泛民。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激进化的表态，积极争取新的支持，但实际上却反而被极端本土一步步蚕食本身的政治民意资产；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在体制内的身份和能量，大打仇中牌和揽炒牌，不仅通过国际关注以试图要挟中央政府，甚至时常将对中央政府的攻击，扩大到针对整个内地的体制、文化和人民的范围，彻底被内地视为一个“不可能合作、妥协”的对手。泛民如今这个民意和资源双输的局面，再对比起去年一度声势浩大的百万游行、一众“前线政治明星”、以及区选取得的巨大胜利，有些讽刺，也不禁令人唏嘘。
展望未来，泛民的政治遗产被瓜分的过程，仍然会是接下来香港政局发展的一条重要支线。可以肯定一部份泛民人物及支持者，会进一步完成激进化，被极端本土所吸纳，以在野的反抗力量的形式继续存在；而同样可以预计，也有另一部份本由传统泛民所覆盖的光谱，会重新反思香港的未来，而当中仍能为认同或至少接受“香港的未来取决于主动建立和维护和内地之间的良好互信”的群体，或许将会演化回归成为曾经以钟士元、李鹏飞等人为代表的积极务实政治路线。
建制、政府终需落实问责制度
与此同时，政坛新局将对传统建制和港府同样造成巨大冲击。议会中，没有建制口中“逢中必反”的泛民，实质上对一部份人来说反而是少了一块最大的遮羞布。在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双重夹击下，香港经济如何定位？产业如何布局？已有的深层次矛盾如何解决？怎么样去激发年轻人和整个城市的活力?这些都是政治纷争外，更值得建制和政府所思考的问题。
建制也好，任何新兴的政治力量亦罢，唯一的选择和出路，就是勇于担当，真正承担起监督行政机构有效施政的宪制责任，并重建官民沟通的桥梁。政治领袖需要真正去理解和感受人们的真实生活、感受社区的脉搏，用建设的力量和心态，真正著力处理医疗、就业、安老和青年问题。
而特区政府长久为人诟病的“打工仔”心态也必须有本质的转变，切勿以为建制主导的议会便可成为“橡皮图章”，这绝非中央出手之本意，也肯定不会为市民、政党乃至国家所接受。问责官员需要为政绩负责，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是其最根本之责任。官员实现有为施政，通过有效管治安民心、知民意、兴民生，香港才能有新的生机。
倘若有人仍然执迷不悔，凡事仅以肤浅的既得利益为依归，为官避事或从政避民，对改革香港深层次矛盾阳奉阴违，在新局势下，他们同样也会被政治舞台加速淘汰。
二十三年，香港政局蹉跎岁月，错失了多少造福民生、发展政制的机会，令人扼腕。多年来所积累的乱象和腐朽，在2019年“大乱”，2020年“大破”，而新的一年将至，能否从此揭开“大立”的序幕？
期待每一个不愿此地黯然失色的有志之士，为此共同努力！
香港新方向：
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医生、校长、大学教授、教师、社工、心理学家、记者、导演、资讯达人、会计师、银行家、企业家等等。虽然成长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拥有一份真正热爱香港的家国情怀，以及愿意实事求是去作出改变的实干精神。矢志成为内地和香港之间真诚交流和信任构建的发声平台，倡导有为政府，打破资本垄断，为香港寻找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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