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的必修课 勿让民粹主导抗疫．下
为求抗疫防疫，主张限制个人自由的公共卫生模式成为全球主流，可是，不少人在解读相关措施时往往侧重于限制自由一面，未有考虑其抗疫防疫效果，这使得推崇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西方社会无法接受封锁社区、禁足等措施，政府亦未曾正视防疫措施与本土文化间的冲突，导致民间酝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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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美国人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任削弱，会影响政府的动员能力，使政府无法实施“不受欢迎却必要的”措施，难以发布全国性命令。
政治化阻碍治理
在是次美国的疫情中，戴口罩与否不再单纯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少调查均指出，民众对于疫情的认知会因应支持的党派而有所不同，如自认是共和党支持者的美国人较不倾向在公众地方佩戴口罩，他们当中只有约四成人认为新冠病毒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而民主党支持者则有八成多—显然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影响了民众的判断。
立场各异及态度极端令戴口罩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人物所作出的误导，更成为疫情加剧的催化剂。当政府高层甚至一国元首提供反科学、反专业的建议时，不但其支持者会倾向相信，一些对病毒了解不足、欠缺相关讯息的民众亦较容易相信其说法。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他一直淡化疫情的威胁及严重性，如在2月26日谈及确诊个案时，曾声称人数会在数天内接近归零；期后疫情爆发，特朗普对“锁国”措施嗤之以鼻，更发表“美国会在4月12日复活节恢复正常”、“疫情会在夏天消失”等言论，不单无视现实，亦欠缺科学根据，让人感到在他眼中，政治考虑较科学实证和国民福祉来得重要。
另一代表人物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他在患上新冠肺炎前便称此病为“小流感”，亦曾公然在政治集会与支持者近距离接触，无视世卫的卫生指引。不单只在美国及巴西，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官员也有相似的举动，这不单加深大众对疫情的误解、令专家意见被忽略或蔑视，亦导致民众视戴口罩和“封城”等抗疫措施为政治操作，而非实际需要。
从上述经验看来，当民粹被包装成民主自由时，或会挟持政府的运作，导致治理效果不如人意，美国抗疫一事就是典型的例子。究竟要如何梳理政府的能力及政治制度与抗疫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国家，都有处于混乱的时候；不同政治体制在处理疫情上，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而闻名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3月底在美国《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撰文，讨论影响国家抵御疫情能力的因素。他提出，大众不应运用“民主”与“威权”政治体制二分法，这未能判断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因为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均出现好和坏的榜样，“一个地方抗疫能力的高低，在于政府能力及对政府的信任，而非源于制度。”
福山认为，没有人能以今次疫情中各国政府的表现来断定是独裁政权还是民主政体能在疫症大流行中幸存，因为即使美国表现欠佳，但韩国和德国等民主国家却相对出色。他解释，所有政治制度都需要将自由酌定权力下放予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然而，没有一套现有的法律或规则可预示各国将面临的迅速变化，因此政府高层的能力及判断会影响结果的好坏。民主国家会将紧急权力授权给行政部门，以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但有效与否取决于大众是否相信政府会明智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权力，美国显然是反面教材。
经此一“疫”后，福山表示，“看到不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出于各式各样的压力，淡化疫情的危险性，不论是为了避免损害经济，还是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政府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责无旁贷，但来势汹汹的疫情让不少政府变得窘迫不堪，不但让人民看见应对能力不足，也暴露出民粹治国方式的弊端。像上月底辞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其内阁便因防疫抗疫不力，5月时支持率一度跌破三成，成为任内最大政治危机；韩国抗疫防疫工作虽然相对成功，但在疫情初期大邱市“新天地教会”成为爆发关键时，当地政府却未有果断采取隔离等措施，反把精力放在“口罩外交”之上，惹起民众不满，逾120万人在3月初联署弹劾总统文在寅。有趣的是，韩国在野保守阵营不断在抗疫一事上狙击政府，但当地政府亡羊补牢，其后更一度成为抗疫典范，以文在寅为首的“共同民主党”及联合参选的“共同市民党”成功扭转局面，在4月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高效有力的防疫政策成为了文在寅的“保命符”。
至于香港，经沙士一疫后，医管局、立法会及专家委员会曾撰写三份检讨报告，政府亦在事后成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专家委员会报告建议监督委员会”，落实诸如成立数据系统追查与患者相关的人士等改革。但是次疫症爆发初期，港人在封关、口罩以至保护装备供应等问题上对政府极为不满，批评政府没有汲取教训。陆恭蕙却回应指，香港亦有一些值得学习之处，如她曾亲身经历居家检疫，坦言与其他地方相比，香港不论是机制还是科技研发均有参考作用。
本港疫情随着输入个案大增而一度恶化，自3月中起，所有被隔离人士包括海外抵港人士须佩戴一次性电子手环或监察手带，接受14日的强制家居检疫，并配对“居安抗疫”手机应用程式，其中采用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地理围栏（Geo-fencing）技术，透过人工智能及侦测电子讯号强弱变化，方便当局查证检疫者有否离家出走。而在检疫期完结前，检疫者亦会再获安排参与检测。
又如向市民派发由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可重复使用的“铜芯抗疫口罩”（CU Mask）甫推出后，便面对诸如外观不好、太迟派发等种种批评。对此，陆恭蕙表示：“香港人一看到便会问为什么那么贵？但这是技术发明，如果我们冷静一点看待，其实香港出钱研发，日后亦有用途。我认为我们不用一味批评，如果外国希望取得授权，这便是一个商业性的发明，成为商机。”她认为，当戴口罩已变成全球大众的习惯，铜芯口罩的价值可日后再作定论。
在各种科技与防疫措施相辅相成下，一地的抗疫工作或许未臻完善，但至少能起一定作用。然而，在疫症大流行时，若政府没有治理能力，或缺乏团结民众的力量，只让民粹主导抗疫，那么在抗疫路上，亦难以看到终点。
上文节录自第23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14日）, 文章原题《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的必修课 勿让民粹主导抗疫》。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