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三十年悲壮大逃港：深圳特区的催生针
1977年11月，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逃港潮”时，他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逃港过程 惊心动魄
逃港方式分为走路、泅渡、坐船三种，路线主要有东线、中线、西线三条。宝安县以西逃港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如果顺利，一个多小时就能到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线逃港者大多持县级证明（包括假证明），乘火车、汽车进入宝安，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东线多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翻越梧桐山进入香港。还有一条二次逃港路线，即先偷渡到澳门，再转往香港。
有时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情况。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民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每人持一根木棒，带头者扬言：“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逃港原因主要是贫穷与饥荒。当时，宝安县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0.7元人民币，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0港元，两者相差约百倍。“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政治迫害也是逃港的主因之一。中共建政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接踵而至，令不少人铤而走险。广东海丰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他饱受凌辱。1967年，他藉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乘船逃港，抵港第二天，全港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份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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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为了收容逃港者，宝安县政府新建百多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而边防部队是逃港者最大障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边防士兵遇到不听命令的逃港者可随时开枪，许多逃港者被打死在滩涂和山上。其后因上级严令，向逃港者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到香港后，绝大多数逃港者都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然后经商办厂，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为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巨大贡献。有人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怎么应对逃港潮？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节录）
上文节录自第22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题《三十年悲壮大逃港：深圳特区的催生针》。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