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香港“真．本土”？为何与“分离主义”画上等号？

“港区国安法”最快月底通过，民主派断言“一国两制”将告终结。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明言，中央出手替港立法，某程度是被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逼出来”的，因为近年崛起的本土思潮被个别组织明目张胆地鼓吹成“港独”和“自决”主张。不少人因而担心“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在香港可能再难以谈论“本土”，继而无法保存自身的独特优势。然而，“香港本土”本就无法与“一国两制”割裂，更不应该与“一国两制”相对立，但为何回归二十三年以来，愈加受重视的“本土”思潮变得愈来愈只强调“两制”，而忽视“一国”的前提？这样被窄化的“本土”思潮，又是如何与“激进分离势力”画上了等号？

“‘本土’两个字本来是很单纯的，去关心所住的社区或地区，不泛泛而谈这个社会、世界。即local，是与global的对比。很简单的意思。”已退党的民主党创党副主席、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向《香港01》如此说。张炳良在十八年前创办了独立民间智库“新力量网络”，被视为学界泛民的“温和力量”，他认为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要从回归后的历史里寻找答案—先弄明白何谓“本土性”，再谈本土主义。

“一国两制”中见本土性

为帮助理解香港人独特而复杂的身份认知，经历过英殖时期、回归初期的张炳良分享了自己的三次机场经历。

“七十年代时我第一次去伦敦，到Immigration（入境柜台）排了英国这一条队，被人家提醒排错队—应该在Alien（外籍人士）。你拿英国护照，但你不是英国人，因为这只是dependent territory（属地）护照。”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第一次乘飞机去北京机场，我拿着当时还是一本簿仔的回乡证登机，在Nationality（国籍）一栏填了中国，但被工作人员划掉了—改为‘港澳同胞’。”

“我拿特区护照第一次出国，搭飞机时填写入境表格，在Nationality（国籍）一栏填了Chinese—但被划掉，写上了‘HKSAR’（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也对，因为我拿的不是PRC（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是PRC的HKSAR护照。”

由此，香港人身份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可见一斑。一方面是中国人，但另一方面又不是一般的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复杂认知，张炳良引用了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描述—“杂种”，即混合了多方文化后的城市形态。这就需在一个国家之中，尽量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且突出香港的本土性—这就是“一国两制”。而后，《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人的权利义务都是建基于一个香港的本土身份—HKPR（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的本土性是香港回归过程里承认的，也是《基本法》的规定，这点毋庸置疑。”据张炳良的理解，“一国两制”这个安排是为了尊重香港的本土性，也就是说，香港人透过《基本法》庄重的法律规定，有了一个本土身份，再凭着这个身份去定义香港公民在特区中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充满“本土性”的身份，渐渐孕育出了本土性的意识与思潮，令社会愈来愈关注本土文化。

2013年7月，陈冠中在香港书展的讲座上谈到“本土”，他自称是具有本土意识的本土派，自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起已开始建构香港本土主体性的文化和政治尝试。他对自身的期许为“始于本土，立足本土，但并不限于本土”，即要保持尊重多元的态度，配备地球村世界公民的道德观和自由社会公民的价值观。演讲中，他又表达了对本土主义极端化的忧虑，担心它会变成自我膨胀的地方沙文主义，成为排外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种族主义：“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逻辑，勇于内斗上纲上线的暴力语言和乱扣帽子的诛心之论，贩卖的只是廉价的怨和憎。”多年前的话，如今竟一语成谶。

“现在的本土主义基本上就是分离主义了。”张炳良表示，当下语境中所指的“本土主义”，早已不是原本的“本土”概念。他指出，本土化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故需依照社会发展来分析。

从“大中华胶”到“港独”

“我和张炳良是一代人，不过当时他读港大，我读中大。我们这代人被现在的后生仔称为‘大中华胶’。我在岭南执教也听说有些同学在背后这么叫我，哈哈哈。”曾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现仍在岭南大学政治系执教的王耀宗接受《香港01》访问时自嘲道。

“大中华胶”名号的由来，和民主派早期的“民主回归论”有关。民主回归是在中英谈判时期对香港前途问题讨论的其中一个主流方向，主张支持香港回归中国，但同时应落实全面民主政制。这样的主张也成为了泛民在政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王耀宗曾将本土主义的论述分为“两波”，即两个发展阶段。“民主回归论”是第一个阶段产生的主要思潮，于2007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本土论述特点是从殖民的历史中寻找身份认同，如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及湾仔囍帖街保育事件。然而，坚持民主回归论的民主党出现了内部路线分歧，部份青壮派人士认为民主回归已经过时且绝望，因此要求民主党强调本土论述。当时还为民主党成员的区诺轩在2015年底参选民主党主席时提出修改党纲：适当本土化，且需按照时事做出改变，在理念政策行动上关注本土问题，同时泛民整体也应提出新论述，从而能够真正地回应港人的期望。

第二个阶段本土论述的中心是本地学者陈云的“城邦论”，针对自2010年以来的陆港矛盾问题，如内地孕妇来港产子事件等，来探讨香港本土政治往后应采取的发展方向—即采取陆港区隔措施来捍卫本土利益。不同于回溯殖民时期历史寻回港人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此阶段主要关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指出香港由于《基本法》赋予的独特身份，应仿照古代欧洲城邦治理，一般除国防、外交由中国负责外，内政一律自行管理。然而这样的论述被推了再推，走到了“港独”一派，希望走分离主义路线，甚至指摘“城邦论”都难洗“大中华胶”的嫌疑。

王耀宗说：“以城邦论为主调的第二阶段开始怀疑先前本土论述的民主回归主张，质疑香港能在‘一国两制’下得到高度自治的可能性。因此，第二阶段后期演变出了‘港独派’。我们六十多岁的这代人，也就是大中华派的论述中仍离不开“关心中国”的因素，这只能够得到温和本土主义的理解，激进点的就会觉得这样的主张已过时。可以说是它（本土主义）到了第三阶段吧。”

从反修例运动中“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口号可以看出，此阶段的特征是将在文化上表达的激烈本土思潮搬进社会政治表态，王耀宗指出，在此次运动中，很多人把对本土意识的表达转化成政治上表达的“港独”，故整个运动比较激进。他相信，“港区国安法”的重重一击会压制“港独化”的趋势，本土主义会转为“地下发展”，即从政治的表达转为文化层面的想像，如把重心放在歌剧电影等文化作品的创作上—主张本土主义的人走向文化、制度想像的一条路。

上文刊登于第22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9日）《在“一国”与“两制”之间摸索　什么是香港“真．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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